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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之殇”的事儿刷屏了几天，也撕了几天。

灾难面前，政府处理善后，安置整顿；

新闻报道事实，还原真相。

人们却常常质疑，灾难面前，艺术何为呢？

事实上，无论是天灾抑或是人祸，当人类共同面对灾难之时，艺术从未缺席，特别是在当代，随着艺术家们对社会的介入愈发全面、企图融入和改造社会的心情愈加强烈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创造为灾难后的人们带去情感的抚慰和不一样的思考启示。

艺术唤起人们的同情！

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知名日本漫画家也创作了众多各种描绘震灾题材的漫画，其中社会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漫画艺术家井上雄彦的《Smile》系列。在震灾发生的数小时后、井上便使用iPad将他本在Twitter上连载的记录日常随手涂鸦的《Smile》系列风格一转，从第34幅《祈祷》(祈る)开始，接连创作出了数十幅速写漫画，《Smile》系列至今仍在网络广泛传播，鼓舞了众多深受地震创伤的日本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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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系列https://mmbiz.qlogo.cn/mmbiz/C4eo5Hlo4EviafUmjB5g5XjvtKLTGibgG7OicRIbPuzUWbANOxnXw4qpGTHYuW0KLiaxtLR8iaDqvWib0IOSCKqb6Haw/0?wx_fmt=jpeg• 『艺闻天下』：灾难面前，艺术何为？" TITLE="188 • 『艺闻天下』：灾难面前，艺术何为？" />
井上雄彦的《Smile》漫画系列之《Smile287》

2014年，在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失联后18天，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通过他们的创作表达对航班上的乘客及其家属的祈福与哀悼。更多相关报道请见“失联马航MH370中国艺术家全记录”，以及“全球艺术家致MH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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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北京的平面设计师HuaQianhua创作的MH370主题海报

在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中，艺术家盐田千春带来了由密密麻麻的红线串联起的5万把旧钥匙和两艘小木船组成的作品《手中的钥匙》，对盐田千春而言，在经历了2011年日本的大地震和海啸后，她希望以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也非常熟悉的钥匙以及象征着生命与血脉的红线来强调人们如何与当下共存，并同时“让我们打开未知的门和未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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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千春作品《手中的钥匙》

日本艺术家Yoi Kawakubo曾这样表达，“艺术能够为行动主义和新闻业带去不同的尺度。它提供一种不同的参与度，从个人主观的经验出发提供思考与理解的空间。艺术不会告诉你如何去反应，但它唤起你的回应。即便它只是富有感染力、唤起同情心，仍不失有重要意义。”

对真相的寻求

然而艺术能做的绝不只有抚慰。独立学者Majella Munro博士在参与今年5月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伦敦举办的“3·11以后，艺术能做什么？四年之后：艺术与灾难”的研讨会中曾指出，他观察到在“3·11”日本东北部地震海啸发生后不久，有一段时间的信息空白和缺失正好为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土壤。有很多人对政府的建议和数据感到不信任，并试图用创意的方式来挑战官方的回应。被称为“指点人”（Pointing Man）的就是特别有名的一次实践。随着福岛核反应堆的熔毁，东京电力公司安装了一个实时视频的传送装置。2011年8月28日，一位曾在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的前雇员，身着防护服，站在摄像机前用手指着镜头长达20分钟。借由此举，他打碎了这个实时视频所期待产生的任何关于透明性和公开性的错觉，也希望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能够对工人权利的缺失引起重视。

另外两位艺术家Komori Haruka和Seo Natsumi则从东京搬到了受地震和海啸摧毁严重的陆前高田市，两人在那里工作生活并记录观察了政府重建项目所带给人们的情感冲击。重建计划设想在2018年将整个城市的天际线提升十米，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主导了整个社区，从而挤压了居民对于自身特定时间和空间的需求。灾害发生后，关于重建城市和开拓土地的关注会不会慢慢盖过了社区重建和创伤的治愈？曾有学者指出，日本是灾后恢复项目实施非常迅速的国家，通常能在5年内就完成原本25年才能完成的恢复项目，这个时候，需要更长时间治愈和恢复的精神创伤能否得到同等的保障呢？两位艺术家在当地拍摄下的纪实影片就像是对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政府的控诉书。

唤醒记忆是为了改造自己

伦敦大学风险与减灾专家David Alexander教授相信艺术能够“防止人们忘记、或是消除对于灾难的记忆”。他认为记忆是未来的基础，是我们面对世界的经验，也决定了我们将如何应对新的情况。相似的集体记忆能为新的反应提供机会并创造理解的机会，也许也能防止未来灾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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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阿拉若山》（Ararat）以片中片的方式来讲述亚美尼亚大屠杀。

第56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亚美尼亚国家馆的策展人Adelina Cüberyan von Fürstenberg在当年策展时就曾表示，此次国家馆的策展，“将提供一个重新思考亚美尼亚观念的机会，同时拓宽这种思考到身份、记忆、公平及和解的观念中。现在，仍然有很多的斗争在发生。”在当届双年展上，18位亚美尼亚离散犹太人艺术家以不同艺术门类和角度重新展现他们对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思考。其中多位艺术家的创作都可以看到阿希尔·戈尔基（Arshile Gorky）的影子，这位1904年出生于亚美尼亚、曾亲历屠杀运动后逃至美国的艺术家，在其之后的抽象表现主义创作中均流露出对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痛苦回忆。加拿大导演阿托姆·伊格杨（Atom Egoyan）是亚美尼亚难民的后裔，他拍摄并于2002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首映的电影《阿拉若山》（Ararat）以片中片的方式来讲述亚美尼亚大屠杀，导演伊格杨在影片公映时说道：“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依靠的是集体记忆……在大屠杀之后努力寻求意义和救赎的过程中，艺术扮演着精神的角色。”

德国新表现主义的艺术家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的作品用水泥、沥青、废金属材料构成沉重的画面来描述历史的罪行，他粗粝、恢弘的语言后又隐藏着悲悯的精神，也被评论家称为“灾难大师”或是“德国精神废墟上的诗人”。事实上出生于1945年的安塞姆·基弗从未经历过二战，他所成长的德国正忙于重建并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身份，过往的历史很少被提及或是研究，而安塞姆却总是“不安分”地想要回头去寻找这个国家的记忆，在他看来没有人可以生活在真空中，想要了解自己，必须了解自己的国家。他的许多作品，与其说是对暴行和毁灭的诠释，毋宁说是对历史的承认。“我觉得需要去唤醒记忆，不是为了改造政治，而是为了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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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塞姆·基弗作品

艺术的行动：有力还是无力？

1956年出生于智利的艺术家阿法瓦多·加尔(Alfredo Jaar)，以十年时间竭尽所能收集与卢旺达相关的报道与影像，还于1996年随人道组织与记录影像工作者亲身前往卢旺达，实地做文字与影像采集工作，从受害者的角度切入，试图再现这场大屠杀的现场。艺术家最后制作了25件艺术作品，其中包括搜集国际媒体对于卢旺达大屠杀的报道。在采集和创作期间，加尔感受到了巨大的煎熬，甚至曾一度为身为人类感到羞耻，渴望了结生命。“我一直关注人的经验与摄影到底可以记录什么之间的断层。对于卢旺达大屠杀事件，这之间的断层是巨大的，悲剧无法完全地被再现。”尽管加尔力图重现悲剧，然而越是行动，则越感图像的无力。

灾难的发生我们无法改变，灾难发生以后能做的却很多。建筑师刘家琨在“5·12”地震后为一位受难的初三女学生胡慧珊建了一座全世界最小的纪念馆。从小屋设计、成稿到落成，刘家琨用近半年时间以严谨的建筑项目要求完成了这个作品。纪念馆采用了灾区最常见的救灾帐篷为原型，采用框架结构及再生砖建造，表面施以乡间最常见的抹灰。这个看似平凡的项目表达了对灾难中最普通生命的珍视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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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筑师坂茂用传真纸筒芯代替钢筋水泥的想法，为无数灾后无家可归的受灾人群提供了避风港。

更多的建筑师运用自己的创造力和专业知识在第一时间为灾后的人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也在灾难中成就了他们的突破。2014年普利兹克奖得主坂茂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日本神户大地震时，他仅用一天时间，就为失去家园的灾民盖起了一座纸筒教堂，他所提出的用传真纸筒芯代替钢筋水泥的想法，为无数灾后无家可归的受灾人群提供了避风港。

“疫苗之殇”，引发社会中惶惶不安的情绪，然而，相信许多艺术家已经开始行动，用艺术这种超越文化、语言和社会分工的创作记录这场灾难，引发思考，连结社会人群，用自己的创造为灾难后的人们带去情感的抚慰和不一样的思考启示，为这场疫苗之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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