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是一种独具中国民族文化特质的精神交往方式，蕴含着深刻的内涵，是中国文学中一个独特而永恒的母题，历来对离别的描写可谓众家百态，《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屈原做“悲莫悲兮生别离，乐兮乐兮新相知”，宋玉《九辨》中“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而江淹《别赋》更以离别立全篇，将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融入其中，从中可窥见中国古代离别文学的诸多特点，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从江淹《别赋》来窥中国离别主题之特征。

一、伤春悲秋与乐景哀情

伤春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主题，陆机《文赋》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钟嵘《诗品序》中“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也”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古人对季节的变幻有着特殊的敏感，他们或触景生情，或寓情于景，加上诸如“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愁苦之言易好”之美学影响，而形成独特的伤春悲秋主题。

江淹,《别赋》多伤春悲秋而叙别离，开篇“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言此二时，别恨愈切，往往“行子肠断，百感凄恻”，又如描写贵族饯别情景时“珠与玉兮艳暮秋，罗与绮兮娇上春”，想必暮秋、上春皆别之意象。后果发出“造分手而衔涕，感寂寞而伤神”之感叹。再如“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之如何”，此处写春景之美，草之盛貌，水之澄澈，却与送别一事相连，不免有以乐称哀之意味。可见，伤春悲秋已作为离别主题独特的意象而存在，无论是缘景抒情，亦或是以乐写哀，均以春之伤，秋之悲而叙别离。

同样，《别赋》中也有传统文学中以乐写哀的审美意象，清人王夫之言“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最早可追溯到《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江淹《别赋》中也为显著，尤以贵族离别送行一图景为突出：“龙马银鞍，朱轩绣轴，帐饮东部，送客金谷”，送别场景越热闹，离别之情越沉痛，往往因景触发更哀之情，也由此，构成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离别抒写。

二、“别”中的文化情感

江淹《别赋》一大特色即是其类型化的描摹，陶元藻在论《恨赋》时称誉《别赋》分门别类写情事的手法，谓“《恨赋》何不自寻其例也？”江淹将人间的离别情感集中置于七个场面之中，分别是达官贵人之别、侠客义士之别、从军边塞将士之别、远赴绝国者之别、夫妻之别、求仙访道者之别以及恋人间的离别。每一幅图景之后都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以下分为几点来谈。

1上层贵族豪华热闹的离别映衬礼的文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其分别的场景不同，达官贵人的饯行往往要有一定的排场与仪式，“琴羽张兮萧鼓陈，燕赵歌兮伤美人”诗、酒、歌、舞、乐是其不可缺少的仪式，而这种讲规格的离别宴，实则是礼仪的传播与延续。在离别中的排场与讲究无一不遵循“礼”的规模，一行一动皆按礼行事，即使是离别饯行，也要讲究，欢宴过后，仍免不了别离，离别的场面越隆重，气氛越热烈，盛宴散后的冷漠与孤独也就越突出，人物内心的空虚与伤感也就越强烈。由此可见，这种历经历史沉淀而长期形成的送别方式是中华礼仪传播的一种结果。

2、义士侠客的离别传递“义”的精神。“剑客惭恩，少年报士”传统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义”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形式，江淹一连引用春秋战国时四个典故，聂政、豫让、专诸、荆轲，他们均是报主知遇之恩，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是此理。“方衔感于一剑，非买价于泉里”，“义”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标志，自古至今巩固了君臣、主仆、朋友之间的关系，带有普遍的民族共性，江淹《别赋》再现这一精神。

3、夫妻恋人之间诠释“情”独特的文化内涵。中国的爱情较之西方内敛而含蓄，古代恋人的分别多是如此，多借助景物来传递内心情感之起伏，借民歌来表别情，离别也带有特定语言、环境、礼物及方式，情感也更多元化。如“芍药”、“南浦”、“织锦曲”、“回文诗”等，“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是女子寄情于物的思念，传情达意，可见，与西方情感表达的外倾性不同，中国传统情感表达具有鲜明的内倾性。

所以，作为经典述别情的代表作品之一的《别赋》，深深蕴含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情感。

三、以别情来抒己怀

中国的文学传统讲究“文以载道”、“诗言志”，所谓文背后总离不开人的存在，人的道德情感、价值倾向影响文的内容。《别赋》所写也非简单的描摹、按类排比，而融入了江淹本人与亲友、家人辞别的感受。钱钟书《管锥编》第二00七条“全唐文卷三三”论江淹“《赋》中自称‘仆本恨人’，淹他作亦多恨人之怨嗟。”钱先生认为江淹诸作均与《恨赋》、《别赋》有关，且《恨赋》较《别赋》先出，《别赋》中分门别类写了七种离别图景，开篇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起篇 ，可见作者恨人心态，也由此可见，《别赋》乃江淹恨人心态的一种传达，而非平白而作。张海明在《江淹<</SPAN>别赋><</SPAN>恨赋>写作时间及本事新证》中提出江淹依次表达了他与媵妾别、与亲朋别、与妻子别、与建平王别时的场景与心绪，赋的写作，与江淹早年的遭遇有极大关系。但他在这里并没有直接抒写自己具体生活经历中的感情，而是从自身的体验推衍开来，将憾恨与别离视为人类的普遍遭遇，再通过一一举例或分门别类的方法具体描摹，充满了悲伤的情调，容易触发读者的同感。尤其是作者善于用精丽的语言、移情的笔法，描绘出各种特定场合中的环境气氛，衬托各类人物的憾恨之情、离别之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由此可见，江淹《别赋》融入了江淹的文人心态、人生际遇，而这种融合也诠释中国离别主题的一个主要特征。

综上，中国的离别主题往往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和独特的文化情感，往往因情而动，因情而别，故江淹总论曰“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道尽人间离愁别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