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过渡期”的蓄势，宋词发展到“狂放期”，恣意绽放，绚烂无比。为何这样定调？因为在“过渡期”，宋词涌现出更多流派——继续接棒婉约风精耕细作、再兴隐逸之风、俳谐体词迸发活力、豪放词人崭露头角、救国词和亡国词慢慢成为主流，更有中国第一大女词人——李清照的“一骑绝尘”。 纵观宋词“狂放期”所处的社会环境，真正印证了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蕴含的道理。 “从政治这个层次看，它属于时势既不能造英雄，英雄也不能造时势的时期。此无它，因为这个时期的最高统治者——宋高宗赵构和他的心腹小圈子，全是一些没有志气，没有良心，没有责任，没有气节，没有理想，心里眼里更没有百姓的一伙小人。”

国势岌岌可危，统治者无心为国，民不聊生，有识之士目睹此情此景，纵使心急如焚也无力回天。何以解忧？只能把满腔的愤懑泛化为文字。这样，在这个时期的词人中留下太多饱含血与泪的经典，读之真有“字字读来皆是血”之感。之所以产生如此的阅读体验，源于这些作品书写的内容要么是直接表达对国运苍生命运的担忧，要么是直抒有志难伸、壮志未酬的生命呐喊。而这个阶段称之为“狂放期”，词人主要是靖康之变前后尤其是其后出生的词人，像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稍微对宋词有点常识者，对这几位及其创作的作品都是有所了解的。对大宋王朝而言，靖康之变是极富标志性，极具屈辱性的事件。因为统治者的昏庸不作为，加上奸佞之人当道，终导致小朝廷只能偏安一隅。面对这样的国势，其间生活的大批有为文人士子心向江北却报国无门。他们只能把炽烈的家国情融入到诗词中，进而成就了宋词的“狂放”之态。“这个时代不能造英雄，只会毁坏英雄，但国难当头，英雄辈出，是一时之间杀不完的。于是英雄愤懑，化为文学，就成了诗的主调，词的主调。”

梳理自靖康之变之后的词人，因为山河破碎、都城易地，加之蛮夷的步步紧逼，导致国势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那些心怀报国志却无用武之地的有识之士只能借文字排解内心的愤懑。“在早期，是以岳飞与四名臣为旗帜的，代表着民心、军心、士心，代表着民族的希望。”尽管他们倍受当权者的打压、贬斥、杀戮，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粒火种有了土壤与风力，自然就有了燎原之势。不过，“人们既不能有真的现实的希望，于是转而为词，便作豪放之歌。”只是，这种豪放之音，更多是悲怆的，是悲剧性的。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审美特质，一方面受益于东坡词的滋养，一方面得益于岳飞、张元幹乃至四名臣等词人的发力推动。“既有前锋，必有来者，前者莘莘，后者昭昭。”

时代因缘际会涵养出宋词“狂放期”书写“爱国之心，卫国之志”的主旋律。从张孝祥陆游开始经过辛弃疾的恣意发挥到陈亮、刘过绾结，家国情怀和个体愤懑的基调贯穿始终。不失气节的文人士子，家国天下始终在他们生命里占据主导位置。张孝祥身在乱世，满腔热血无处挥洒。三次重大挫折——赵构亲点他廷试第一，而得罪秦桧；陷于主和派的汤思退与主战派的张浚的党争之中；主战与主和的斗争牺牲品，让他对现实失去信心，只能把这种落寞悲伤绝望融入诗词中。这样，他的词的因寄所托就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韵致：象大情切、放达高洁、淋漓尽致、风光自信、诗情画意、洒脱不羁、悲凉感慨。张词的这些艺术风格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赤红黄绿青蓝紫，七色异彩一道虹”的绚丽画卷。而要真切地感受这些韵致，只有用心品鉴《六州歌头》《念奴娇》《水调歌头.和庞佑父》《鹧鸪天.平国弟生日》《蝶恋花.恰似杏花红一树》《西江月.问湖边春色》和《浣溪沙.霜日明霄水蘸空》。

与张孝祥书写失意之士的悲歌相似，陆游终其一生也基本上是在郁郁寡欢的失意愤懑中度过。尽管他的地位比张孝祥要高，但从赋词的领域看，两个人的成就旗鼓相当。而从陆游的人生履历看，“爱国忧国”是他人生的基本色，这一点从他大限将至时咏叹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见一斑。依据史老师对陆游的研究，他认为“陆游首先是一位爱国文人，又是一位全才诗人，也是一位深情恋人，更是一位志行老人”。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位文人士子，当他把写词作为宣泄情感、消释悲情时，词所表现出来的意蕴当是“别有情调”了。总览陆词，“词的主调是爱国的、豪放的。他送朋友，马上联想到报国之心；他赏景色，又马上联想到报国之业，报国是他一生情志，此心此愿未了，他是一刻也不能安心”。把他的词所书写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态的内容进行分类，主要有爱情词，像《钗头凤》；闲适词，如《好事近》；咏物词，若《卜算子.咏梅》；报国词，如《诉衷情》等。题材多样、情感多元、艺术表现多级，“陆游确是一位大词人”。

不同于陆游诗词文的“全科”之才，辛弃疾一生都专于词作，说他“是中国词史上最重要也是最杰出的词人”，他也当之无愧地可以享有这份美誉。词发展到辛弃疾生活的时代，已经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柳永的变革，词风与词体的变化；第二次是苏轼的变革，词风与词格的变化；第三次是周邦彦带来的变化，是词风与词艺之变”，这种变革之风吹到辛弃疾这里，随之也引发词的第四次变革——“不特是词风之变，尤其是词的内容之变”。本于“婉约的艳科”词，一旦扩大了反映生活、投射世情、书写情志的视野，它的境界与艺术成就自然就会大大提升。因为改变了词的内容，随之表现内容的手段与方法也就有了新的境界。与前辈词人相比，辛弃疾的词就表现出鲜明的特点：“不仅充分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而且有他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特的风韵和卓越的表现力。”“辛词却是烈士壮怀不已，且志者仁心深厚。”把辛弃疾的词与苏东坡、周邦彦和柳永相比，“风格上，辛弃疾与苏东坡相近；在作风上，他与周邦彦相近；在语言的通俗上，他又与柳永相近”。按照史老师研究辛弃疾词得出的观点，辛弃疾的词“是苍茫大地，更似千里之沃野”。正是如此大视野、大境界、大气象，所以辛词才表现出“博而能深、大而能细、豪而能俊、刚而能媚”的审美意蕴。审视辛弃疾与词的关系，可谓是他把一生都献给了词，在词的园囿中精耕细作，所以才达到了旁人不可及的高度。如果对辛弃疾的词所写内容、所抒情感进行分类，“辛弃疾的词有三大特色，一是爱国情，高而且久，久而弥坚；二是词才全能，武士白东达，无所不能；三是有绝品问世，一词既出，千古留声”。

当然，这一时期，赋予词以“狂放”之韵的除了提及的几个人，范成大、陈亮、刘过也以各自的才学情志为其注入活水与营养。“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本以婉约为本色的词，因为家国情、个人志抒写的植入，“别是一家”的个体性书写，一元变成多元，“狂放期”的词坛也就变得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