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角度剖析《围城》的锐意创新与“钱门受业子路”的深情感怀，双重加持，一本走进钱钟书“围城世界”的优选书。——腰封语

钱钟书的《围城》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小说。它的不同寻常不是它的构思奇特、故事诡谲，而是它用“一个字一个字写作出来的”，并“以小说打败小说”的。从题材属性上划分，有人把它归结为“思想文化小说”；从主题探寻的层面看，其深层的意涵是探究“人类的困境，人生的困境”。不过，从大众阅读的视野看，自《围城》问世以来，“围城风暴”就席卷了全国，甚至辐射到世界许多国家。就是说，文学的功效已经突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之所以这样，最根本的原因当是“文学即人学”，即文学是对个体生命本体的观照，“是一种对现实的反叛，是一种介入，是一种弑神的冲动，是用笔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对抗”。褪去肤色、种族和信仰的外在附加，单从生命的层面审视人，就有了无以计数的话语点，继之也能够找到不计其数的共情点。

在自己39岁创作的小说能够在文学界，尤其是小说界引起轩然大波，这是钱先生始料不及的。不过，一种文学现象引发风暴自有该文学本身所富有的独特性。被文学评论界誉为“现代版的儒林外史”的《围城》自进入读者的视野，这么多年始终话语热度不断，原因有很多。其中，“围城语言”当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不论是作家的钱钟书，还是学者的钱钟书，他在写作时使用的话语体系基本上都具有排他性，都被烙上独特而鲜明的钱氏印记。不管后来者对钱先生的话语体系给予什么样的“评头论足”，“围城语言”也好，“谈艺录语言”也罢，亦或“管锥编语言”，都给人以非同寻常的言语感受。对于任何一位作家而言，语言的斟酌和运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第二生活与生命，能否烙上自己生命的独特印记取决于他对言语操持的态度。不可否认，钱先生不论是进行写实性的写作，如《写在人生边上》、《管锥编》、《谈艺录》等，还是虚构性的创作，如《围城》，他都是以极大的敬畏之心对待一字一句。正是如此，阅读钱先生的作品才会有碎玉琼浆的醍醐灌顶之感。

探讨了钱先生对遣词用语的审慎与敬畏之后，再回到《钱钟书的围城》。栾先生针对钱先生的《围城》所写的“九段”中，关于“围城语言”的研究和阐释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其中，“开头、选字和构词、引语、造句和成章”，主要聚焦的是钱先生写作《围城》时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而从栾先生自己对《围城》语言的研究和与钱先生朝夕相处的感受看，作家在使用语言时的审慎态度和敬畏之情是局外人无法理解的，也是望尘莫及的。众所周知，汉语言的话语体系对很多以语言为操持生活的人来说是程式化的，以语言为维持生计的工具时只需遵循既定的程式用词造语、解构作品即可。显然，钱先生没有走寻常路。这一点从他关于小说《围城》写作的相关论述中可见一斑。——“《围城》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想用小说的原本技巧，打败小说”。

从钱先生写作《围城》使用的两把钥匙可以看出，文学和学术的创作，不管是使用语言还是运用技法都应该自成一体，而不能落入套板反应和掉书袋的窠臼。正是秉持这样的创作理念，钱先生在自己的“围城世界”“管锥编世界”和“谈艺录世界”呈现出精彩纷呈的语言盛宴。在《开头》一文中，栾先生这样说：“《围城》文本形成的工序，与先生教人写文章的方法一致，包括：一选字，二构词，三引语，四造句，五成章诸步骤。《围城》显然是用极其精致的手工一字一字编织而成。”循着栾先生的导引走进钱先生的《围城》，品读文字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钱先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写作所秉持的理念。就用字看，“《围城》共使用不重复的汉字3317个，多于唐朝因用字冷僻被戏称为‘诗鬼’李贺的2629个，而和李白的3373、杜牧的3130字相当”。用字尽可能的多，不是为了彰显新奇古怪，而是以全新的表达揭示人物、反映世情。

除了用字数量之多，钱先生在具体用字时也不落俗套。即使一些约定俗成的固定用语，钱先生也会反弹琵琶，推陈出新。从作品中随意检拾，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像“举碗齐眉”、“阿福不顾坟起的脸”、“嫩阴天”、“万目睽睽”等。特定的语境，加上特定的描写对象，“一字之易，境界全出”。文字是文化的载体，钱先生在使用文字时表现出的严谨审慎足见他对语言文字的重视。“文化是国家产生、成长、发展和繁盛的关键性因素。语言和文字则是文化里可闻可见之核心纽带。”“写文章作诗讲究‘炼字’，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当我们品读《围城》，读到“开驶、红消醉醒、睡人、兵戈之象、远到之器、极边尽限、冒昧越分”等“新词新语”时，不得不为钱先生鲜活的用字用词造语击节。从钱先生散见的关于用字用词的论述看，钱先生始终坚持“现代词学不能高于汉语字学”的原则。就是说文字之功不应该让位于词语。建立在这样的学术思想之上，钱先生用汉字“造新词”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前瞻性，像《围城》中出现的“人工知能、电话、汽车、电报、冰箱”等词是先于实物出现的。

用汉字组成新词在作品中随处可见，而先生对汉语使用的准确也是阿自己始终坚持的立场，不会因为约定俗成而盲从。汉语除了表意，更主要的是用来记录历史和文明。基于此，汉语所表之意与历史吻合是基本的要求。比如钱先生对“秦晋之好”的考证，对特殊词汇特定意义的赋予，对成语及其使用的真知灼见等。正是精于用字造词，当把它们按照一定的语义密码和情感密码缀连在一起就有了极富幽默风趣的表达，像“她脱下太阳眼睛，合上对着出神的书。”、“后脑里像棉花裹的鼓槌在打布蒙的鼓。”、“小茶杯里兴风作浪。”、“兴趣颇广，心得全无。”、“在吵架的时候，先开口的未必占上风，后闭口才算胜利。”……“《围城》的文本，最终是从句成章；《围城》的文句，有如花朵和云彩，在这里编织一体，成了文章，绽放开来。”

不论是作家的情怀，还是学者的学识，钱钟书先生对语言使用所表现出来的谨严睿智一方面折射出他对汉语言文字的珍视，一方面反映出他学识的渊博。一生以文字为伴，深邃厚重语言文字的浸润，涵养出先生的君子之风和学人的独立人格。文如其人，读《围城》，我们在享受先生的警言睿语的同时，会情不自禁地引发对“人，人类，人类困境，人生困境”的思考；读《钱钟书的围城》，在栾先生娓娓道来的文字中徜徉，除了获取真知，更感动于栾先生严谨谦虚的做事做人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