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谈不说红楼梦，读经诗书也枉然。”作为一部奇书，《红楼梦》自从坊间市井进入主流社会，就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江河中激起千重浪。围绕这部著作展开的话题讨论，不管是乡间野语，还是案头宏论，都从一个角度折射出这部世情小说涵括内容的博大精深。而由这本书诱发的普罗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无形之中也增加了这部书的魅惑感。也正是这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发展之风的盛行，才有了三大显学之一的红学的横空出世。（另外两大显学是甲骨学、敦煌学。）

既然成为一门专事的学问研究，自问世始也经历多次的流变：以时间为界，红学研究经历了旧红学、新红学和当代红学；以研究的视角为界，红学研究大致有评论派、索隐派、考证派和探疑派。当然，随着学术研究向纵深推进，红学研究将会有更多的流派出现。也正是各大方家呕心沥血、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精耕细作，曹公创作长篇巨制的源起和因寄所托才会慢慢浮现出来。当识得红楼真面目，后之览者，方可真正收获“有感于斯文”的阅读体验。

“依本原著，方解其中味。”这是阅读最为基本的原则。可是，由于特殊原因所致，现在流行于世的《红楼梦》的版本真的让人眼花缭乱。也正是这种鱼龙混杂版本的充斥，阅读者想要真正挑选原汁原味的作品以满足自己的精神之需真的要煞费苦心、大费周章的。再则，就现行于世的通行版本，尤其是那些大众式的读物都已经经过有识之士精思傅会的多次深加工之后的成品，与原著所言之事、所寄之情、所托之义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而当下通行本的百二十回本，多被奉为权威读物。殊不知，按照“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多年研究得出的观点，它也只是伪作。就是说，这百二十回本的作品的题旨、命意已经严重背离了曹公当年创作时的初衷。

很显然，周公的这一观点，对世俗传统的关于《红楼梦》的认知而言，确实具有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之伟力。而先生这一研究成果一问世自然受到来自四面八方“象牙博士”的口诛笔伐。“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周先生耗尽毕生心血在“红楼世界”殚精竭虑，他把所有的行事都建立在遵从原著、原意的基础之上，不迷信于权威、不臣服于学界已有的定论。正是秉持这种严谨的治学之风，围绕《红楼梦》的前世今生追根溯源、刨根问底，才有了大量真知灼见见诸世界。也正是借助这些见地的引领，读者对曹公所著的“真面目”才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

一本书说什么、寄寓了什么、怎样解构布局等诸问题是阅读者需要搞清楚、弄明白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唯有建立在原著的基础上才不会被带偏、不会“误入歧途”。针对曹公之著，周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非常笃定地得出《石头记》是原著一百零八回目的名称（因为种种原因，现在仅存的只有八十回本），《红楼梦》是对高鹗、程伟元二人伪作的称谓的结论。之所以下此定论，源于曹公在作品中就明确进行过这样的定性：“原来就是这无材补天、幻影入世，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由此可知，曹公“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读来皆是血”的巨著所要表现的就是人情社会的“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并非是高、程臆加的“服务于政治教化”的经世致用之功。阅读作品，如果起始阶段站位不准，接下来的寻幽探密就极有可能步入深不见底的黑洞之中。诚如“诗三百”的开篇之作《关雎》诗，如果非要给它扣上“后妃之德”的桂冠，诗歌集体无意识的生命呐喊就失去了已有的兴味。

把握了作品的总纲，也就为阅读作品指出了清晰的路径。当从冰冷的政治旋涡中走出来，进入饱含温情蜜意的世情社会，再去观照作品时，审视的角度就应该从传统的视角移入到新的层面。惟其如此，才能不会被一些本已偏离正轨的思想观念误导。曹公在首回中用“大旨谈情”四个字高度凝练地概括了自己所著的命意所托。此中的情不单单指向儿女情长，既有对世情社会所含之情的展示，也有对家族之情的透析，还有对生命本体的深情参悟。也正是这样，当从“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角度观照作品时，不论是“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服”的贵族家庭的悲叹，还是俗世人生的悲歌，亦或是年轻生命的挽歌，当它们以各自的情感密码聚合在作品之中，其间外溢出的浓浓烟火味已经远远超出文学作品本身对读者情感造成的冲击。

因情而作，因情而叹，抓住“情”也就抓住了作品的关键处。而围绕这个“情”，曹公在“红楼世界”恣肆挥洒，从花草树木到亭台轩榭、从饮食起居到吟诗作赋、从权高位重到乡野村夫、从悲欢离合到生老病死，一幕幕、一帧帧，把它们按照一定的密码缀连在一起，也就有了“红楼”的姹紫嫣红、惊世骇俗。按照周先生的观点，曹公“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绝世之作的灵光乍现源于前人作品的启迪。冯梦龙的《情榜》和施耐庵的《水浒传》对曹公在解构布局作品时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从曹公的作品看，第五回本的九大“封册”是整部作品的一根红线，作品里的一百零八位女性，按照她们在作品中所处的位置、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被册封到不同的榜单之中。而就原著最初的构思和所塑造的女性而言，“一百零八”这个数字与《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好汉的吻合，不是“纯属偶然”的，而是曹公对前人作品布局结构成功经验的借鉴。

据实而言，在没有品读周先生的《红楼小讲》之前，以上围绕“红楼梦”展开的讨论，以及得出的结论是未曾见识的。这样对该部作品的认知不自觉地就步入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话语场中。从严谨性的角度看，这种以讹传讹的蔓延对曹公用生命书写的精神成果是极不负责任的，对传统文化应有的社会价值的发挥也是不利的。从宏观上厘清了与“红楼梦”相关的各种关系，对于真正窥见“红楼”真容只是冰山一角。欲解其中味，在周先生的引领下到“红楼”最深处慢溯，方可得其一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