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阅读小说以速度取胜，但是面对不同作家的作品时，因为兴味的不同，就不可能都用速览的方式进行走马观花般的阅读。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精品细嚼，还是泛读粗解，亦或是一目十行的浏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在作品中发现了多少引发“心有戚戚焉”的感触，以及“开卷有益”的多寡。在倡导速度至上的当下，对纸质作品的阅读已经成为少数受众的最爱。不过，从文化涵润和精神涵养的层面看，“慢慢读，欣赏啊”的审美感受与体验在阅读“生活的百科全书”中还是很受用的。阅读梁晓声老师的三卷本《人世间》不可能用急于求成的阅读心理对待每一个章节、每一卷本，因为它是一部梁老师耗费多年心血写就的带有阶段性“史诗”性质的巨著。

“《人世间》提供了一个新的写作视野，作品中梁晓声对现实生活的表现，不再指向某个单一的社会阶层和某一特定的人群，而是面向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重在展现人的社会生活情形。在这里，梁晓声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原点。他从自己熟悉的城市贫民区的底层生活写起，然后一步一步发散到社会的其他阶层和人群，写不同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写人与人之间的纠缠，写人生的悲欢离合，写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从而勾画出一幅错落有致的世间百姓群像图。作品在人世间的大视野下展开，紧紧扣住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一基本线索，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社会现实的丰富和生动。可以这样说，《人世间》这部作品，是梁晓声对自己的生活积累、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的一次全方位的调动。”通过读者阅读这部“书写寻常百姓的时代生活”之作的阅读体验可以看出来，反映生活百科全书的《人世间》聚焦的不是专业领域，透析的不是专业性的小众群体，而是把视野从仰望星空投向广袤的大地，以寻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作为小说的主体。借助他们在时代更替中所经历的爱恨情愁，以体现“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同时，通过不同人物命运的遭际的描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员，在时代洪流的淘洗下，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每个人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都不可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欣赏芸芸众生似蝼蚁般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人生的重负。

三卷本的《人世间》是以时间为纵轴线，以周家几代人在时代更迭中命运的变迁为横轴线，在由二者构成的坐标系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成为小说人物谱系的主体，然后围绕他们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喜怒哀乐愁的变化，为读者展示丰富的“人世间”立体的画卷。其中，《人世间》的上部设置的故事背景是“文革十年”中最为至暗的时期。在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社会环境中，上至中央（北京）下到地方（A城）每个人都无法置身在令人窒息的政治生态之外。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不管是一般的企事业单位，还是军队、国家机关，在这场政治风暴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就是说，每一个社会公民在这场政治风暴中都或轻或重、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而且受益者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是受害者。刚刚从战争的泥淖中挣扎出来的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股逆风的吹拂下，又进入到寒冬时期。战争的创伤尚未治愈，政治风潮的席卷，又把国家带入到看不到希望的黑暗之中。

A城是与俄罗斯毗邻的中国的一个省城，因为是一座与邻邦接壤之城，所以不论是国内发生的大小事件，还是邻邦发生的大小事件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它。俄国革命的爆发，把一大批保守分子逼出了国门，他们只能就近避难。于是，A城的某一个荒废区一座座俄式建筑就拔地而起。而与之相毗连的是一个贫民区，当地人为了自我开心，给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共乐区。在这里居住的既有土著人，也有从外地逃避饥荒、躲避战乱到此的人。而根据家境和成分的不同，共乐区又被人为地划成三个片区。其中，光字片生活的大多数是土著居民，而且都是陷入生活困境的贫困大众。随着“文革”大潮的席卷，“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动，共乐区光字片生活的人们也很难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从《人世间》塑造的人物代际看，周志刚辈们应是首代居民。在国家政策的鼓动下，周志刚弃农为工，成为“小三线”的一名工人。工人阶级最伟大。有了“工人”的标签，周志刚深感责任重大。所以为了维护“工人”的神圣尊严，他以近乎苛刻的标准规范和要求自己，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个好人，应成为好人”。正是如此，“小三线”工人周志刚成为了业内的小名人，而且人缘和口碑都是杠杠的。因为有了好名声，所以当国家号召支援国家大建设时，他毅然决然地告别妻室，加入到浩浩荡荡的支边大军之中。由A市的一名“小三线”工人一跃成为国家“大三线”的工人，哪里需要哪里去，走南闯北的周志刚过起与家人聚少离多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虽然援建生活很苦很累，但是当看到一项项宏伟工程经过自己的双手竣工，再苦再累，以及对家室再深切的想念都无关大碍了。

从四川到贵州，翻山越岭，逢山开道，遇水架桥，风餐露宿不仅磨砺了意志，更淬炼周志刚“做个好人”的信念。而他的这份执念，不仅仅表现在对自我严苛的要求上，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也是如此。尽管与孩子聚少离多，但是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俗话说身教胜于言教，正是父亲的榜样作用，三个孩子——大儿子周秉义、女儿周蓉和小儿子周秉昆——在他们生活的圈子里都以“善良、正直、正义、担当”约束和规范自己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行为。不管是响应“上山下乡”政策成为下放知青的周秉义，还是为了圣洁的爱情追随所爱的“诗人”下放到贵州的周蓉，亦或是留在A城成为一名工人的周秉昆，尽管遭际的生活炼狱不同，被世风剥蚀的式样不同，但他们始终谨记父母的谆谆告诫。兄妹三人，尽管各自人生轨迹不同，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与社会保持不同的距离让他们不同程度的感受到，在国家大环境下，在政治之风肆虐的背景下，每个人都会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进去。如果拿捏的分寸失当，极有可能碰的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甚至还会命丧黄泉。正是父辈们用“做个好人”的标准教育和引导他们，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父辈的教导，所以尽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但在关键时有贵人在背后的帮助，他们都能够有惊无险地度过劫难。

因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所以，正义和公理就失去了框定力。当一部分得势的跳梁小丑上蹿下跳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好人、善人的生存时空就随之被挤压的消失殆尽。尽管普通人——农民、工人以最大的可能远离政治，但是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令人窒息，他们最简单的希望——平平淡淡、安安稳稳地生活和工作——在当时都只能成为可望不可即的奢望。周氏三兄妹也好，共乐区光字片生活的农民、工人也罢，即使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的方式进行自保式的生存、生活，但一些“飞天横祸”会毫无征兆地降临到他们身上。共乐区光字片出生、成长、生活的孩子们，因为骨髓里流淌的是质朴善良、主持正义的血，即使自己的生活举步维艰，但是只要有可能，扶危济困不仅说在口头上，更表现在行动中。正是平时播种的“善因”，所以当他们置身困境时，总有贵人出手相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一九七八年前的共乐区光字片，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着“政治风雨”的洗礼。正是这种淘洗，他们由意气用事渐渐变得沉稳干练。有时候辛酸苦难也是人生成长成熟的一剂良药，关键看你如何对待。而从周氏兄妹和光字片成长的历程看，他们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