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知精神之色,彩绘生命图谱——漫读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

引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李大钊;辜鸿铭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
《中国人的精神》是辜先生几篇作品的结集。尽管是一本薄书,而且是多篇文章的组编,但仔细品读每一篇文章,不论是专业性的探讨,还是生活化的漫谈,其间关涉的历史的、人文的,社会的、人伦的话题都直陈问题的本源,对当下都有启迪心智的作用。整部作品除了《中国人的精神》一文是“在北京东方社宣读的论文”,而且是这本书的主体,其他的文章相较于长文《中国人的精神》篇幅较短,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文化、思想和个体生命等诸多问题。对问题的阐述分析,辜先生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读者,而是以平视的眼光打量世界、观照生民。正是如此,展读辜先生的文章,在其娓娓道来的、如叙家常般的语言中不知不觉地就获取知识、增长见识,认识世界与看问题的视域也随之拓宽。当然,从辜先生针对相关问题带有鲜明辜氏特色的分析阐释中,不仅能够获得对原本未知知识的了解,还可以从先生的鞭辟入里的论述中汲取营养。
“读书增知、明性、见世。”不论阅读什么样的书籍,只要不是精神垃圾、思想糟粕,都能够获得“开卷有益”的审美体验。阅读作品可以发现,辜先生在探讨相关问题时,不是止于共识性的层面盯着问题说问题,而是以历时性的视角围绕问题,沿着历史的经络慢溯,并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文明史等相关联。这样,阅读作品,获取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和对某一种社会现象、历史事件的认识不再是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而是对其发展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有了清晰的认知。《中国的女性》一文,从标题看,辜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探讨的是关于“中国女性”的话题。关于这个话题,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文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都有专业性或非专业性的论述,而且很多真知灼见自古以来已经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同的专家学者对该问题的观照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占据的社会话语场不同,关注的视角就不一样。针对绵延不绝的五千年文明浸润的中国而言,特殊的历史文化的涵润,带来的对于“中国女性”的认识就被烙上鲜明的东方文明印记。
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漫长的人类沿革史,女性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独特的东方文化的滋养和文明的浸染,成就了东方女性独特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西方文明培植除了的女神,不论是缪斯,还是玛利亚,她们不可能手握扫帚,也不可能关系油盐酱醋,但是东方女性的理想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掌管家务的女人”。有了这样的自我定位,表现在行动中就是既可以拿着扫帚打扫房间,也可以下得厨房烹制美味的佳肴。也许是深受“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中国女性恪守着“三从四德”的妇人之道,并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谈及“三从四德”,往往被世人视为封建的糟粕,其实在特定的老师时期,这种思想也还有去积极的的一面。即使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也绝非纯粹的“烟枪烟灯和姨太太”。之所以这样说,源于它们具体的内容指向:“女德,要端庄稳重、活泼开朗、冰清玉洁、忠贞不渝、整洁大方,具有无可指摘的操行和完美的礼仪;女言,说话字斟句酌,不使用粗鄙、激烈的言辞,知道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安静;女容,外表清洁,穿着打扮无可挑剔;女工,勤勉地专注与纺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玩耍嬉戏之中,并要下厨准备好健康卫生的饭菜,尤其是家里来了客人。”从“四德”指向的内容看,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这些标准都没有过时,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生命本体的角度看,撇开性别的设定,它们其实归一性地指向个体生命的修为。至于“三从”,剔除糟粕的东西,它其实是对“三种自我牺牲或为三种人而生活”品质的高度概括:“当一个女孩未婚时,她要为自己的父亲生活——在家从父;婚后,她要为自己的丈夫而生活——出嫁从夫;作为寡妇,她要为她的孩子们而生活——夫死从子。”诚然以现代文明的标准审视,“三从”的思想落后性远高于进步性,是把女性限定在“附属物”的地位。显然,这与“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是严重背离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三从”思想也反映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牺牲精神”。在中国女性的潜意识中,“一个女子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妻子和一个好母亲”。中国女性深受“无我教”思想的影响与中国男性接受的“忠诚教”思想的教化是一脉相承的。
从思想和精神的层面探寻了中国女性人生追求的特质之后,辜先生又从婚姻的角度对女性的精神诉求进行剖析。不论分析什么问题,辜先生除了把女性和男性进行比照,就是把中国女性与西方女神放在一起比较,在对比中归结出这样的结论:“真正的中国女性是贞洁的、腼腆的、有魅力而又文雅的。”从女性的视觉探讨了“中国人的精神”,不仅丰富了内容,更让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与了解更加全面深刻。一种思想的形成、一种精神的涵养,都离不开文化的涵润。正是这样,辜先生在《中国的语言》《约翰.史密斯在中国》《一个伟大的汉学家》《中国学(一、二)》等文章中分别从外国视角和中国视角两个角度探寻中国文化独特的特质。在具体分析时,辜先生既从口语和书面语在表达交流中所受到的不同效果,也对“简明书面语、统一官方语和宫廷书面语”的不同功用进行剖析。对“一种心灵的语言、充满诗意的语言”的汉语言的论述,“因为美好,所以困难”,西方人要真正掌握汉语言的要旨和精髓,绝非易事,辜先生从西方人的视角举例加以论证。至于对“中国学”问题的阐释,辜先生分别从文字、文学的角度探讨了二者对涵养“中国人的精神”所发挥的作用......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在辜先生带来下进行的一场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巡礼,不仅从问题的本源——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层面进行寻踪,也与西方的思想文化进行对接,在“中学以博雅为体,西学以创新为高”标准的框定下,我们对涵养“中国人的精神的根祗”有了初步的认知。不论是思想,还是文化,亦或是精神,最终都要指向生命本体,用相关的理论指导和观照个体生命,以更好地活着,活出生命应有的色彩。“中国人的精神”是一个宏大而意涵丰富的命题,辜先生正是从一个学人的视角进行解剖。对于每一个读者来说,在字字珠玑的文字中徜徉,不仅要获得新知,增长对社会世情的认知,更应该从中汲取营养,以涵养心性、提升人格品味,更好地经营生活、摆渡人生,以活出苏轼的三重人生境界:阅世,明白自己有多渺小,才会憧憬广阔的天地;越世,那些打不垮自己的,终将让你变得强大;悦世,真正聪明的人,终将与世界和解,为世界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