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冶金术的发明及金属的使用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与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出现、礼制的形成一起被视为人类 文明形成的基本标志D。中国自二里头时期进入青铜时代，青铜技术在商周时期达到鼎盛;战国时期，铁器取代了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上的重要地位，中国进入了铁器时代。青铜器的出现和泛使用，影响了中国先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该时期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集中体现。因此，对青铜器的深入研究是了解中国先秦社会物质及精神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帝陵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也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埋藏最丰富的帝王陵园之一。 发现于秦始皇帝陵园的46件神态逼真、形态各异的原大彩绘青铜水禽，是迄今为止该陵园内首次考古出土的青铜禽类形象，也是目前中国发现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圆雕彩绘青铜器。彩绘青铜水禽在形制、表面装饰以及表现风格上特征鲜明，明显有别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其他青铜器。彩绘青铜水禽的发现，不仅丰富了秦始皇帝陵园陪葬坑的内涵，而且对进一步研究战国晚期秦国 乃至秦代的物质文化、青铜冶铸工艺和装饰工艺均具有重要意义。

彩绘青铜水禽出土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德国美因茨罗马一日耳曼中央博物馆( Romisch-Germanisches Zentralmuseum) 合作在2003~ 2006 年期间对部分青铜水禽进行了保护修复。与此同时，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也对其收藏的部分青铜水禽开展了保护修复工作D。尽管在前期的保护修复工作中，保护修复人员发现了-些重要的铸造工艺信息，并对个别水禽的青铜基体以及表面彩绘颜料进行了采样分析，但整体而言，青铜水禽的铸造工艺仍悬而未解，其工艺特征及学术意义并未得到全面揭示。2010 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对前期未经保护处理的青铜水禽开展了全面的保护修复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制作工艺展开了深人细致的研究。本书的内容就是过去数年在彩绘青铜水禽制作工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对秦国历史、秦始皇帝陵园、秦始皇帝陵园出土青铜器及其考古学研究、彩绘青铜水禽的考古发掘及研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目的是为彩绘青铜水禽制作工艺的研究提供个时空和文化背景。第二章和第三章为彩绘青铜水禽铸造工艺的研究。其中，第二章对部分典型彩绘青铜水禽和水禽残件进行了铸造工艺考察，并对水禽上发现的工艺信息和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第三章在中、西方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视角下，对青铜水禽上发现的多种工艺信息和现象分别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青铜水禽的铸造工艺及其特征进行了阐释，同时对其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也进行了讨论。第四章对彩绘青铜水禽青铜基体进行了采样分析，并在公元前一千纪中、西方青铜合金工艺的背景下讨论了青铜水禽的合金工艺特征，同时结合已有研究，初步探讨了青铜水禽的矿料来源问题。第五章在对青铜水禽表面彩绘颜料及彩绘工艺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之上，探索了古代青铜器表面彩绘装饰工艺及其技术内涵。第六章对彩绘青铜水禽体内残留的泥芯进行了科学分析，在揭示其材质特征的同时，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初步探索了青铜水禽的生产地点。第七章为结论，对彩绘青铜水禽的制作工艺特征和学术意义进行了全面总结。

秦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 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虽然秦王朝仅仅存在了15年，但其创立的政治制度却影响了之后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由于秦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因此对秦国、秦王朝以及秦文化的研究，也就成为历史学和考古学中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希望本书对秦始皇帝陵园出土彩绘青铜水禽制作工艺的研究，能够为全面了解战国晚期秦国和秦代的物质文化、青铜器冶铸工艺和装饰工艺，以及探索秦国(或秦代)与其他地区或文化在青铜工艺上的交流与互动提供有益的信息。

第一章

第五节小结

商周时期，秦人偏居陇东，长期与戎人杂居。直到东周初年立国后，才从陇东进入关中，逐渐发展壮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秦始皇帝陵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也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埋藏最丰富的帝王陵园之一。过去四十余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以及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为中国考古学、中国古代帝陵制度、中国艺术史、中国科技史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秦始皇帝陵园的修建年代来看，彩绘青铜水禽的制作年代应该为公元前第三世纪后半叶。彩绘青铜水禽神态逼真、形态各异，是迄今为止秦始皇帝陵园内首次发现的青铜质地的禽类形象，也是目前国内发现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原大青铜水禽，而且在造型、表面装饰以及艺术风格上特征鲜明，明显有别于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彩绘青铜水禽的发现，不仅丰富了秦始皇帝陵园陪葬坑的内涵，而且对战国晚期秦国或秦代的物质文化、青铜冶铸工艺和铜器装饰工艺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第三章

第五节小结

在第二章对部分典型青铜水禽及水禽残件进行工艺考察的基础上，本章在中西方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背景下对青铜水禽上发现的-系列工艺措施或工艺现象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和讨论，多重证据表明青铜水禽应为失蜡工艺铸造而成，而且在具体工艺上采用了间接失蜡铸造工艺。

青铜水禽上发现的铜隔档、芯撑的设置工艺、芯骨、底部方孔、铜片镶嵌补缀工艺、流淌状多余铜、毛刷痕迹等工艺措施或现象，与西方古埃及、古希腊的大型青铜雕像上发现的相关工艺较为接近，而在除秦始皇帝陵园出土的两乘铜车马之外的中国先秦青铜器上却较为少见。而且，相对于中国，这一系列工艺措施或现象在西方古代大型青铜雕像上出现的时间较早，应用较为广泛，表明青铜水禽在工艺上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在整体铸造、芯撑材质以及芯骨材质等方面又与西方古代大型青铜雕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可能表明其在铸造工艺上又存在本地化特征。另外，受制于当前的研究现状，关于青铜水禽铸造技术的来源目前并不清楚，有待于将来更多研究工作的开展。

第四章

第一节 四、小结

虽然冶铜技术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早晚各有不同，但中、西方早期铜器在材质上似乎都经历了“红铜一砷铜-锡青铜一铅锡青铜"的变化过程，而且至公元前一千纪，中、西方青铜器均以铜锡二元合金或铜锡铅三元合金为主要材质。

埃及青铜雕像的合金工艺在后王国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铜锡二元合金逐渐转变为铜锡铅三元合金。对于希腊雕像而言，小型雕像在材质上以铜锡铅三元合金为主，而大型雕像均为含锡量在10%左右的铜锡二元合金，且成分较为稳定，直到希腊化时期以后，才逐渐从铜锡二元合金转变为铜锡铅三元合金。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在材质上，除少量兵器以及工具为铜锡二元合金或含铅量较低的铜锡铅三元合金外，主要为铜锡铅三元合金，含铅量普遍较高，而且可以明显看出合金的配比有根据器物的种类、性能、墓主身份、加工工艺等方面要求而进行选择的迹象。

秦始皇帝陵园内出土青铜器在材质上均为铜锡二二元合金，而铜锡铅三元合金则极少使用，在材质上明显有别于同时期其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特征鲜明。对于青铜水禽而言，前期的合金成分分析检测虽然揭示了重要的信息，但无论是样品数量还是水禽的种类都非常有限，要全面了解其合金工艺特征，进一步的研究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六、小结

本节对秦始皇帝陵园出土彩绘青铜水禽青铜基体样品进行了金相观察、成分分析、铅同位素分析以及微量元素分析。金相观察显示，青铜身体不同部位样品、体内流淌状多余铜样品、表面补片样品以及芯骨样品多为铸后受热组织，表明青铜水禽的成型工艺为铸造。铸后受热组织的出现应该与K0007陪葬坑历史上曾遭焚烧有关。部分体内流淌状多余铜样品、表面补片样品以及芯骨样品中热锻组织的形成很可能是水禽在制作过程中进行过冷加工处理，随后在陪葬坑焚烧过程中受热偶然形成，并非有意为之。

成分分析显示，青铜水禽的材质为铜锡二元合金，含锡量在9%~ 12%之间，含铅量低于1%，成分非常稳定。不同水禽、同一水禽的不同部位以及芯骨、补片、铜隔档等在化学成分上显示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铅同位素分析显示，青铜水禽金属基体中所含的铅均为普通铅，未发现高放射性铅的存在，而且各水禽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非常接近。微量元素分析显示，虽然不同青铜水禽样品中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差别较大，但整体特征却非常相似。铅同位素及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表明该批青铜水禽应该使用了相近甚至相同的铜矿矿料。

第六节小结

秦始皇帝陵园出土的绝大多数青铜器在材质上均为铜锡二元合金，明显有别于公元- - 千纪后半叶中、西方其他青铜器。除兵器以外，秦始皇帝陵园内随葬青铜器在材质上根据合金性能或器物的用途进行选择的迹象并不明显，可能受到了秦始皇帝王身份的影响，与“皇权至上”的陵园设计理念有关，也可能是受西方青铜工艺影响的结果，或两者兼而有之。

青铜水禽基体铅同位素比值及微量元素分析显示，尽管秦人从春秋时期立国并进人关中地区居周故地，收周遗民，但其使用的铜矿可能仍然沿用了秦人西周时期的铜矿。秦人使用的铜矿与西周时期周人使用的铜矿明显有别，其矿料来源很可能与秦岭山区有关。值得一提的是， 本章报道青铜水禽的铅同位素比值以及微量元素分析结果是秦始皇帝陵园出土青铜器的首批数据，相对于该陵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而言，仅为冰山之一角，要全面了解秦始皇帝陵园随葬青铜器的矿料来源情况，仍需做大量工作。而且，虽然关中地区及甘肃东部地区出土了大量西周青铜器及秦文化青铜器，但迄今这两地区出土青铜器铅同位素以及微量元素分析的结果却很少，所以关于两周时期秦人青铜器的矿料来源情况以及秦人使用的铜矿与周人使用的铜矿之间的关系目前还很难厘清，仍需要开展更多的科学分析工作。

第五章

第四节小结

本章对青钢水食表面彩会工艺进行了科学分析，结果显示青铜天鹅仙鹤表面均以普白颜料进行装饰，而青铜鸿雁则以发黑颜料进行装饰。两种颜料纯度较高，杂质较少，且均为单独使用，未发现颜料混用的现象。在彩绘工艺方面，彩给层应该是以毛刷为绘制工具，多层绘制而成。从彩绘技法来看。除羽毛纹路中的羽茎为堆绘而成外，其他纹路均为平涂而成。在绘制程序方面，羽毛纹路有两种，一种是先堆绘出羽茎，再绘制两侧细小纹路.另一种恰好相反，先绘制两侧细小纹路，再堆绘出羽茎。对于水禽表面各种不同纹路的绘制程序而言，应该是先从后向前、从下至上绘制出翼部羽毛纹路后，再绘制腹部条状纹路。遗憾的是，由于大多数青铜水禽表面彩绘层脱落严重，对于表面各种不同纹路的绘制程序的考察仅限于7号青铜天鹅，不排除不同水禽表面各种纹路绘制程序不同的可能。

利用彩绘装饰青铜水禽不仅可以使水禽表面的打磨痕迹、砂眼、缩孔等铸造缺陷的补缀痕迹被覆盖住，而月且还可以弥补水禽在细节上表现的不足，进一步追求写实风格。但是，从现有资料来看，中、西方先秦时期彩绘铜器虽均有出土，但数量很少。利用彩绘工艺装饰青铜器在中国古代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可能是与彩绘装饰自身的脆弱性以及中国青铜器在战国中期以后逐渐转为实用器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骨白仅发现于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一些高等级墓葬或遗址出土的彩绘文物上，但关于骨白颜料的来源尚不清楚。在绘制技法方面，堆给技法在先秦时期较为少见，而在秦始皇帝陵园出土的彩绘器物上却广泛使用，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六章

第四节小结

本章对青铜水禽内泥芯进行了初步的科学分析，结果显示青铜水禽的泥芯由黏土基体、粉砂、砂粒以及植物添加物组成。其中，粉砂均为多棱角状，包括石英、白云母、黑云母等，砂粒多为半棱角状或圆形，包括石英、正长石、斜长石、花岗岩等。粉砂、砂粒以及植物添加物应为人为添加物。

值得注意的是，青铜水禽泥芯的岩相、物相、成分以及微量元素的分析结果均显示虽然不同水禽的泥芯使用的芯料基本相近，但还存在一-定的差别，表明不同青铜水禽所使用的芯料可能有所区别。另外，同一水禽颈部泥芯与身体部泥芯无论在矿物组成上，还是在常量及微量元素上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别，不仅表明使用了不同的泥料，而且还暗示同一青铜水禽颈部泥芯与身体部泥芯或许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分别制作或是由不同的工匠制作而成。遗憾的是泥芯撑样品由于制样失败，未能进行分析检测，关于泥芯撑的制作材料以及与泥芯之间的区别目前并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另外，青铜水禽泥芯在微量元素上明显有别于秦始皇帝陵园周边的土壤，或许表明其制作地点并非秦陵地区。

第七章结论

本书通过对秦始皇帝陵园出土彩绘青铜水禽的科学分析及制作工艺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1.彩绘青铜水禽为失蜡法铸造而成，在具体工艺上采用了间接失蜡法，而且青铜水禽多为整体铸造，分铸工艺则很少使用。青铜水禽上发现的铜隔档、芯撑的设置工艺、芯骨的使用、底部方孔、铜片镶嵌补缀工艺、流淌状多余铜、毛刷痕迹等工艺措施或现象，与公元前一千纪西方古埃及、古希腊的大型青铜雕像上发现的相关工艺较为接近甚至相同，而在中国先秦青铜器上却较为少见，表明其在铸造工艺上受到了西方青铜工艺的影响。但是，在整体铸造、芯撑材质及设置工艺、芯骨材质等方面又与西方古代大型青铜雕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可能表明其在铸造工艺上又存在本地化特征。

2.彩绘青铜水禽是以含锡量为10%左右的铜锡二元合金铸造而成，在材质上与秦始皇帝陵园出上的其他青铜器相似或致，且与希腊化时期以前的希腊大型青铜雕像非常接近，但明显有别于公元前千纪以铜锡铅三元合金为主要材质的中、西方其他青铜器。在材质的选择上可能受到了秦始皇帝王身份的影响，与“皇权至上”的陵园设计理念有关，也可能是受西方青铜工艺影响的结果，或两者兼而有之。

3.彩绘青铜水禽与早期秦文化青铜器使用了相近甚至相同的铜矿，与渔国墓地出土青铜器以及李家铸铜作坊出土青铜器等西周青铜器所使用的铜矿明显有别，表明秦人自春秋时期立国，居周故地，收周遗民，但仍然沿用了其西周时期使用的铜矿，而且矿料来源可能与秦岭山区有关。

4.彩绘青铜水禽通体彩绘，在装饰工艺上特征明显。青铜天鹅和仙鹤表面均以骨白颜料装饰，而青铜鸿雁则以炭黑颜料装饰，两种颜料纯度较高，杂质较少。而且，以平涂和堆绘两种技法在彩绘层上绘制出了羽毛纹路。利用彩绘装饰不仅掩盖了水禽青铜基体表面的铸造缺陷、补缀痕迹以及打磨痕迹，还弥补了其在细节上的表现不足，进一步追求了写实风格。

5.彩绘青铜水禽泥芯虽然均由黏土基体、粉砂、砂粒以及植物添加物组成，但不同水禽、同一水禽不同部位的泥芯无论在矿物组成上，还是在常量和微量元素上均显示出了一-定的差别，表明使用了不同的芯料。而且，在微量元素上明显有别于秦始皇帝陵园周边的土壤，初步认为水禽的制作地点并非秦陵地区。由于现有资料的欠缺，对青铜水禽生产地点的探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