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正宗谷崎二氏之批评

文/永井荷风

译/于婧

根据《荷风随笔集（下）》（岩波书店/2007）译出

　　去年秋天，谷崎君写了一篇长文批评我的小说，登在杂志《改造》上 ，我当即作文答辩，眼看着就要写成一篇关于自己创作的洋洋洒洒的苦心之谈时，不禁感到羞耻，遂作罢。不曾想，前日《中央公论》四月刊上又刊载了一篇正宗君的长文《永井荷风论》 。

　　读了两家的批评，我首先不胜感激。这并非虚礼之辞。此事要搁在十年前，也许我不会如此高兴。然如今，以时事为明鉴省自身之老朽，想到仍有精读鄙人旧作、不厌劳苦地批判之人，满腔唯有感谢之情，犹如他国偶然邂逅同乡之心境。

　　过去，大正十五年春，正宗君就对我的小说和杂著提出批评 。当时我做了辩驳，但以为是在江户文学的问题上见解稍微不同之过，故而没有谈及自己的小说。十五六年前，我在个人杂志《花月》上，以《不写也罢》为总题讲述文坛经历 。起初题做《自作自评》，记叙每篇旧作的执笔原委，写着写着便有了写成自传的心思。可总觉得难免有自吹自擂之过，《不写也罢》只写了三四回便草草搁笔了。

　　谷崎君先论及西鹤及元禄时代的文学，后把我说成是与红叶先生趣味相同的作家。无论何事，明断自身都是至难。谷崎君的批评得当与否，也只能询问第三者。在砚友社的诸位前辈之中，我与红叶先生交情最浅。在外语学校上学那阵，我见神田町的犄角旮旯里都贴着广告，说《金色夜叉》就要在报纸《读卖新闻》上连载了，当时却没有读过。不单是《金色夜叉》一篇，直到明治三十四五 年在友人的推荐下通读红叶先生的著作之前，我对其作品几乎是不了解的。这也并非因为我有明确的意见。当时，学生的零花钱不购买新刊的小说和杂志，故而自然对那些不方便阅读的娱乐书籍敬而远之。我家当时订购了《时事新报》和《日日新闻》，却没有订《读卖》这类报纸。马琴春水二家的作品、春雨物语、佳人奇遇等小说类藏书颇多，砚友社作家的新书却一本也没有。我中学时代先学汉诗，后改志近代文学，当时友人井上哑哑子曾拿着载有《今户心中》的《文艺俱乐部》和绿雨的《油地狱》，频频向我讲说其中妙处。这也是促使我后日到柳浪先生门上做客的原因。此后几经星霜，大正六七年 ，为了评论明治时代的小说，我通览过砚友社作家的作品，记得当时感触颇深，尤其感服于露伴先生和一叶女史的作品。再读绿雨的小说随笔时，我反倒觉得浅显且颇为讨厌。时至今日，我仍时时打开露伴先生的两卷《谰言长语》翻阅。

　　江户趣味这个词，在大正以前的文学中不像现今这样有特别的意思。若用这个词来评价的话，露伴先生的文章可说极尽江户趣味、意味深远，盖为古往今来随笔之冠冕。《被世间遗忘的草木》《云之种种》及其后几十篇皆源于其独特观察。正宗君想必忘记露伴先生于明治三十年代 在杂志《新小说》上执笔的这些随笔了吧？如能想起这些，对我的杂著的赞辞必会减半。

　　明治四十一年 秋从西洋归国后不久，我就创作了《隅田川》 等小说。提笔当初并无鼓吹江户趣味之心。只因在西洋游学时读了法国的弗里德里克?米斯塔尔 和比利时的ジョルヂ?エックー 等人的著作，才知乡土艺术的意义和重要性，便想模仿此种笔法，再现我出生的那个过去的东京，于是把人物背景配置于隅田川两岸。题为《狐》 的短篇小说亦是同样。我当时读了很多近代法国小说，窃以为不落于人后，可等到下笔才知自己文采与思想双双不足，往往绝望。在巴黎的时候，日本的一位友人曾对我如此忠告，“你虽爱读福楼拜，但你的文笔更适合学习都德”。像二叶亭的《浮云》和森先生的《雁》那样深刻密致地剖析人物的感情和性格，到底不是我力之所及。拙作《深川之歌》 和《隅田川》等终有幸公开发表，我竟忽然被标榜成了江户趣味的鼓吹者，直到二十余年后的今日仍得虚名。不必正宗君点明，我也深知自己是文坛的侥幸者。

　　大正改元翌年 ，东京暴动四起，避讳亲近法国文化的倾向越发显著。《国民新闻》的评论记者将我视作“非国民”即在彼时。大概是因我一来归国途中向土耳其国旗敬礼，二来没有赞美西乡隆盛的铜像吧。然而冷静考察即知，艺术家爱惜土耳其的山河风俗，无须特别视作异己。皮埃尔?洛蒂 痛感欧洲人多年来敌视土耳其并不断蚕食其领土的举动，写下了《苦恼的土耳其》一书，悲痛之辞通篇可见。日本与法国国情不同。大正改元那年我已三十六七岁，短暂的西洋崇拜之念日渐低落，并与过激的感动逐年消失。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偶然见到了黑田清辉先生，他曾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趁早留张照片吧”。日本的风土气候有种让人早衰的不可思议之力。为了抒发这一感慨，我着手创作一篇题为《父恩》的小说，可下笔往往不如人意，遂中途弃稿。即便在幕府国难的年代，江户的戏作者和浮世绘师仍悠悠然地创作淫秽猥亵的人情本和春画，与太平盛世时并无二致，我对此忽觉无比痛快，便想到从此干脆专写花柳小说。《新桥夜话》 和《戏作者的死》 之类便是当时所作。对收藏浮世绘和江户出版物的沉迷，亦在当时最盛。

　　关于浮世绘我在此想说一句。我对浮世绘生发艺术性的感动，是在美国各地参观美术馆之时。也就是说，我的江户趣味不过是步美国人的后尘，并非自己的发现。明治四十一年归国时，鉴赏浮世绘的人没有几个。小岛鸟水氏那时在美国，因此专通此道的先知，在日本应该非宫武外骨氏莫属。记得东京市的所有旧书店联合举办了展销会，应该就在明治四十二三年。

　到了大正三四年，我终于写完了题为《日和下驮》 的东京散步记。我自从穿着日和下驮，开始寻访墓地时起，就早已不站在新文学的前阵了。三田的大学 当初之所以雇用我这样一位毫无名头之人当教授，无非是让我为所谓的advance guard 鸣响战鼓罢了。后来，我自觉我已然无能为力，着实无用之人，便打算看情况引身而退。就在此时，森先生辞去大学的文科顾问一职。同样，上田先生也与三田愈发疏远。当时我正好生病，便借口于大正四年 十二月离开了三田，后事托付给井川滋氏。受雇之初我就想，只要能平安做满三年便是满足，再说三年里三田无论如何也该出现一两个人才。为了不给森先生脸上抹黑，我每周到某法国人家里看新到的报纸，尽可能接触最新的消息。三年的岁月一晃而过，不知不觉间已有五六个年头。我不曾从师与谁，难免招致守旧孤陋的诽谤。再者，我考虑到自己非三田出身，外来之师不宜长居。

　　我的父亲生前任文部省官员，也曾与帝国大学打过交道，所以我从小就听说过学阀禁忌和学派倾轧的传闻。当然，这不是我离开三田而去的直接原因。我的朋友常说我“生活上无忧无虑，做事才能随心所欲”，我辞职时他们也这样笑我。谷崎君的批评和正宗君的论文，都提到我不被衣食所迫。这点我无以辩驳。唯一补充一句，如果我遭遇赡养父兄的境遇，大概是不会玩弄小说之类的游戏文字了。于我，文学一开始既非糊口之手段，亦非荣达之通道。这点我曾在《小说作法》 中阐述过。谈论政治担忧国事，恐怕不应是贫家子弟的志向。不过，若说不在米店酒馆付钱是仁人志士的特权，又是另外的问题。

　　辞去教职后精神倍感轻松，少了重重顾虑，我开始着手创作花柳小说《比腕》 。想当年，世间的喜好逐渐离开艺伎，转移到演剧的身上。艺伎的流行在我看来是明治年间的遗习，便想将其生活风俗描写记录下来。咖啡馆的女招待当时叫做“女boy”，与饭馆的女佣待遇同等，可大正十年前后突然时兴，后来风靡一世，与电影一并抢去演剧的风光。到大震灾后十年后的今天，女招待的全盛期也过去了。这就是我的近作《梅雨前后》 的写作缘由。

谷崎君在评论这部作品的时候，仔细观察并解剖了我写作的目的和兴趣所在。谷崎君眼光尖锐，我本人没注意到的若干地方他都看透了。

　　在此我想就井原西鹤略谈一二。说到元禄的软文学 ，世人必将西鹤与近松相提并论，但依我之见，近松是远比西鹤伟大的作家。西鹤的东西紧紧停留在文章的轻妙。元禄时代，创作俳谐的都是文章名家。比如芭蕉及其门人去来、东花坊等，唯独西鹤不是。不妨比较一下西鹤的《五人女》与近松的《世话净琉璃》吧。西鹤不过记录了市井的见闻，近松却借助空想之力让人物更加鲜活。一方是记事，而另一方才是完美的创作。顺便一提，冈鬼太郎君曾说，近松真正的价值不在“世话物”，而在“时代物”，我赞同冈君所言。

　　西鹤的价值并不高，这样看来，谷崎君把我说成是西鹤的追随者，也就不必当成是过奖了吧。

不仅是江户时代，其实任何时代都有过描写市井风俗的文学家。宝历以后，文学的中心移至东都，名家辈出，比如明和年代的南亩久，天明年间的京传，文化文政的三马、春水，天宝的寺门静轩，幕末的鲁文，维新后的服部抚松、三木爱花，明治二十年后的红叶山人。我的名字也紧随以上诸家，忝列在大正市井花柳风俗的记录者之末，实在是意外的光荣,深感死而无憾。

正宗谷崎君批评拙作的态度颇为宽大，过奖之处不少。可能是友情不自觉使然吧。也许还暗含几分奖励之意，告诫我晚年更当奋发亦未可知。

　　昭和改元那年 ，我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虽不想辜负二位的好意，悲哉，无奈时光飞逝。就在我擦拭老花镜的同时，刺眼灯光照射下的昭和世相也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最近，银座通大街种上了柳树。站在树苗下，与短发洋装的女子一同聆听留声奏出的出征的歌曲，常常生发感慨，这里已然不是吾等感叹鬓丝禅榻 之辈的立足之地。巴黎有颁发给尚在人世的老作家的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江户时代有埋葬过世学者的儒者舍场。可置弃大正文学遗老的山又在哪里呢？……不行，再说下去，我就俨然成了二位所说的“生活的落伍者”和“残败的东京人”了。话说回来，无论如何，我也成不了有岛、芥川二位那样毅然自杀的热血之人。数年来，我为宿疾所苦，常常荒废笔砚，因此觉得疾病与衰老反倒是拯救人生之苦的良方。拯救不敢果断自杀者之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老病可能是将疲于人生的卑怯者徐徐带至死亡大门的平坦之路吧。天地自然的理法果然妙哉。

　　本稿是在昭和七年三月三十日读过正宗白鸟君的论文后于灯下匆匆写就的。有关旧作的执笔年代可能有误，烦劳有心人指正。以斋藤昌三的《现代日本文学大年表》为准。

　　　　　　　　　　　　　　　　　　　　　　　　　　　　　　　　　　　　　　　　1932年

注：

译注（有关作品创作年代的居多）在此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