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起诉书中第三自然段称：“由于缺乏项目启动资金，曾成杰与范吉湘决定集资。自2003年11月15日起，曾成杰、范吉湘等先后雇请石先英（另案处理）等人分别为出纳、售楼部业务员，采取以邵阳建安公司驻吉首开发部名义与集资户签订《关于参与三馆开发项目的协议书》”的形式，以年回报20%为诱饵开始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集资。为取得集资户信任，曾成杰还对协议书进行公证。集资款由曾成杰、范吉湘共同支配使用”。如此指控，纯属偷换概念，混消视听！
   

     ①“由于缺乏项目资金，曾成杰与范吉湘决定对外集资”。这集资二字我早在专案组刚成立介入办案时，我就一再强调对我公司的融资行为不能称之为“非法集资”或“集资”二字，无论是公安还是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在每次讯问中，我都特别强调、特别申明此事，而且也获得办案人员的认可。故从一开始起至现在，无论是我的讯问笔录还是我书写的自述材料里没有一句“集资”或“非法集资”的词语，因此，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多处用“集资”二字，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我们的行为是充分利用民间的闲散资金投入到国家的重点项目建设，并与投资项目者自觉自愿地签订了《关于参与三馆项目开发的协议书》，协议约定给付20%的年回报（月息回报1.67%），这种回报率并不高，比较合情合理。因此我公司采取的这种投资回报行为，应是一种民间融资或民间借款行为，而不能与“集资”二字划等号。

 ‚“以20%年回报为诱饵开始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集资”完全曲解了事实。

   第一，年回报20%并不是什么诱饵，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范围，因此“诱饵”二字用在这里用词不妥。

   第二，我公司的融资对象是在公司尚未融资之前，经我与范总召开董事会商量，找自己的亲戚朋友前来融资，投资者是公司员工的亲戚朋友自觉自愿签订投资协议，而且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而不是以项目开发为名进行非法集资，显然以年回报20%为诱饵开始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集资事实不能成立。

   第三，吉首市个协张昌政搞雅溪民营小区项目时，从1995年之前就以这种方式对外融资的，年回报率是30%，比我们高了近一半，而且他们的融资时间持续了十年从未间断过，要是违法犯罪的话，岂能让他逍遥法外！

   第四，前来我公司投资的人员没有一个是我们采取诈骗方法动员他们来的，而全是投资者自觉自愿主动前来投资的。而且我们的投资回报协议是经过司法部门公证的，如果我们的行为或协议不合法，难道公证处会为我们公证吗？既然我们双方能够主动要求公证协议，这足以证明我们双方法律意识强才这样做的。那么这样一份合法有效的投资回报协议又岂能认定“以年回报20%为诱饵开始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集资”呢？

    ƒ“为取得集资户的信任，曾成杰还对协议书进行了公证”。协议公证最初是投资者提出的要求，并不是我曾成杰提出的要求。公证协议，无论何人提出，这是正确的做法。只能充分说明投资双方的法律意识强，才予以公证。如果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做法，我们双方的协议不符合法律的规定，那么司法部门公证处能够为我们公证吗?

    ④“集资款由曾成杰、范吉湘共同支配使用”并无不当。

    第一，三馆公司最初是我任董事长（法人代表），范吉湘是总经理，股东四人，经研究对公司的所有支出一律须经曾成杰、范吉湘两人签字审批后方可报帐，而且我们的融资款又全部用于三馆项目开发，并没有挪用或非法占有行为，因此我们是按《公司法》运作的，而公司法里面也没有什么规定公司支出董事长法人代表、总经理无权支配；上级政府及政府指挥部、各职能部门也没有任何通知或规定三馆公司的支出，曾成杰、范吉湘无权支配或应上报那里审批后才能支配。

    第二，我们个人只是有责任对公司融资款项实施保管、合理使用、投资方向以及利润分配起到管理决策作用。

     第三，对融资款项的开支，我们严格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全部投资到三馆项目上，我们个人并没有浪费和隐匿财产。

因此，上述阐明的理由足以证明三馆公司的行为，完全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合法有效的“民间融资”或“民间借贷”行为。显然不能与其他集资企业非法集资相提并论。

二审判决书内容 http://photo.weibo.com/2815443080/albums/detail/album_id/3458084476270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