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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尽头”加勒看“矛盾”的斯里兰卡
(2017-02-24 11: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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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文字|李婷婷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到达加勒时已近黄昏。入秋的斯里兰卡依然燠热难耐。临海的街道上，挤满鱼铺和椰子摊贩，乌鸦“呱呱”叫唤，像一阵阵黑风在头顶刮过。
一对父子坐在船边，看太阳一点一点没到水里，小男孩突然跑向大海，在一次次涨潮中，把自己像扔石头一样扔进浪潮，钻出头来咯咯地笑。父亲插腰看着，夕阳在他身上涂满光晕，这画面让我想起了电影《海的女儿》的结尾——女孩张开双臂扑向海浪，仿佛站在世界尽头接收来自宇宙的讯息。
长在海边的人，海水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也总是带来远方世界的一部分。身处地球一隅，生命被涨落的潮汐冲刷和更新。
第二天，我们去看古堡。阳光下，斑驳墙垣在翻涌数千万年的印度洋上戛然而止，三面环海，几无凭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里都像是世界的尽头。据说从空中俯瞰，整个加勒古堡像一只硕大的猪蹄踏入海中。在航海大发现之前，这或许是一座城池迈出的最孤绝的一步。
加勒古堡最初由葡萄牙人所建。他们用坚固的花岗岩，建成三个堡垒：“太阳”、“月亮”和“明星”。荷兰军队占领了葡萄牙人的军事要塞，使其成为强有力的堡垒。后来，英国人接管了加勒要塞，他们保留堡垒不变，把加勒作为当时的行政中心。如今，民居和商铺依然发挥着日常的功能，除去与日俱增的游客，加勒依然保留了原有的生活气息。从某种意义上，这座古城的建筑史，就是斯里兰卡的半部殖民史。
斯里兰卡式的“矛盾”，还远不止从“世界尽头”到“贸易中转站”这样的角色转换。无论是尼甘布、康提还是加勒，巷道随处可见佛像和神龛；走在任何一个地方，遇见的每一个当地人，都十分友好地冲我们微笑。
这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也是一个以微笑著称的国度，在我们一路搭乘的火车、公交车上，没有任何喧哗、推搡甚至当众抽烟的迹象。虽然国民并不富裕，但斯里兰卡人的礼貌和文明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正是这样温和谦让的民族，却爆发了长达近30年的内战。战争发生在占斯里兰卡总人口数75%的僧伽罗族和仅占15%的泰米尔族之间。面对世界时他们微笑友好，面对自己的同胞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血雨腥风。
或许，在斯里兰卡人的“记忆”里，同样没有将对方视为“同胞”的概念。曾经只是零散分布的部落，正是被殖民者“统一”起来——改变信仰、学习相同的外来语言，而强行“扭”在一起。数百年后，当殖民者撤离，“国家”宣布独立，在人数上占压倒性优势的民族与彻底被剥夺资源共享和机会平等的少数民族之间，矛盾一触即发。
这种矛盾性，展现在斯里兰卡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里。另一个例子，就是他们所信仰的佛教。
“宗教无法决定一个社会的最终形态，恰恰相反，是社会形态这个容器最终决定了宗教的形式和性质。”佛教一直是斯里兰卡的主流，即使殖民者们没有强令原住民改变信仰，他们所带来的社会形态的根本性改变，也足以让兰卡人的信仰“变形”。
佛陀释迦牟尼的原始教义主张包容慈悲和自我修持，反对种姓制度和偶像崇拜，如今的兰卡佛教，因奉行着“轮回说”而更趋近于印度教，也因染上民族主义色彩，而具有了一定的排他性和攻击性。作家袁岳曾在一篇关于斯里兰卡的专题中分析，这也是潜伏在兰卡人民族性格中，从而导致那场惨痛内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傍晚，我们沿着加勒海湾最东端的山路，走到岛屿尽头的“白塔”。塔由日本佛教大乘教派僧人于2005年建成。他们计划在饱受战乱的世界各地建造和平寺庙，便在当时重燃战火的斯里兰卡完成了它，取名“和平舍利塔”。
佛塔闪烁着纯净的白光。三五个当地人，在塔下拖了鞋子，赤着脚，毕恭毕敬走上塔阶，一层层往上绕塔。夕光照在他们脸上，柔和平静，战争的阴影已悄然褪去。他们身后，对面狭长的海湾上，是数百年前葡萄牙人登岸、又被荷兰人重建的“太阳堡垒”。夕阳正在前方，一点一点滚下去。
在斯里兰卡南部山区，果真有一个“世界尽头”——霍顿平原。说是平原，其实是一块海拔达2000米的高原。这里被原始的草地覆盖，若干森林点缀其中，岩石、瀑布、湖面，随处可见的野生动物，加上不断升腾的雾气，让这里成为一条绝佳的徒步线路。
数据统计，这里正是中国游客最偏爱的地方。在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最容易孕育“我是世界中心”的地理观。来到一个地貌多变的小岛国，无论是中部山区里这面突兀高耸的“断崖”，还是冲破海岸线直插印度洋中的加勒古堡，都恍如到达“世界尽头”。
正如“中心”的人都想到“边缘”看看，每天都身处“世界尽头”的兰卡人，凭借着洋流、风暴、航海事业和世界格局的转变，在一颗小小的眼泪里，望见整个星球。
历史和地理，文明和生命，都被这潮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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