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刊发于《惠州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

毫无疑问，在人类与动物之间存在着历史悠久、张力繁复的共处关系：在人类不同历史时期处理动物亦有可能不同的策略：从猎杀到饲养到环保爱护，人和动物之间相生相克亦相濡以沫。当然，如果加上人类对动物的想象、图腾或隐喻式处理，人和动物的关系在前者占主动地位的同时更显错综复杂。反过来看，对动物的处置，哪怕是文化不成熟时期显得不科学的分类，也可以反映出人类的文化生态，如人所论，“各种分类体系一方面对自然界的物种进行组织，另一方面又反映观察者的世界观，反映观察活动赖以出发的文化背景，不论这个分类体系是不是能自圆其说。” [1]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即使压缩时空，将之窄化为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即使受困于资料限制，胡司德（Roel Sterckx）教授依然可以呈现出其间的繁复精彩，而焦点则是动物理念与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包含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权威的形成过程）。在论者看来，动物研究可以在人类自我认知的考察中至少扮演四种角色：第一，动物是个自然范畴或生物学范畴；第二，动物也是社会学范畴，动物既是社会实践对象，又反映社会组织状况，甚至影响社会组织；第三，动物是权力的对象和媒介；第四，动物作为形象和符号，是人类思维的助手。 [2] 上述论断不仅拓展了我们对动物角色的认知，而且从某种程度上也破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迷思，至少点明了动物之于人类社会的可能反作用。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兼擅多种文体的鲁迅先生自然也是书写动物的高手。各种文体中都不乏精彩实践：小说中，《狂人日记》中的虫豸说法其实是进化论和尼采超人学说的表征，当然也可以有更宏阔的关怀与立场：人、动物、超人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则引人深思，如人所论，“鲁迅的进化论则与他的天赋本善的人性论相联系。鲁迅认为，人与非人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有人性而非人动物只有兽性；‘类猿人’与‘真的人’的本质区别则在于，‘类猿人’虽然已具有天赋本善的人性，但还不同程度地残留着兽性, 其人性又常遭到从兽性滋生出来的兽道文化的扭曲、污染、泯灭, 无法健康地生长发展, 因而‘类猿人’难免保留着一些‘类猿’的性质, 而‘真的人’则是一种彻底根除了兽性，人性得到充分发展的人。” [3]

而到了《兔和猫》、《鸭的喜剧》中在书写造物主之余其实也不乏人道主义的关怀；《阿Q正传》中既有对看客们类似“马蚁”的书写，同时又有对他们眼神如狼噬人的警惕性细描，“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 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近不远的跟他走。”当然在杂文、散文中亦不乏此类书写，如李欧梵教授所言，“无数的例子证明鲁迅是多么地关注着中国国民性的这否定的方面，独异个人正是面对着这一切卓然而立，孤独，无权。当然，这一切聚合在一起，也形成鲁迅对中国，以及他自己所处地位的悲剧的看法。” [4]

迄今为止，对鲁迅笔下动物的研究最为集中的则是靳新来的《“人”与“兽”的纠葛——鲁迅笔下的动物意象》（上海三联书店，2010）。该书基本上论及了鲁迅笔下动物的方方面面，也择其重点动物，如狼、猫头鹰、蛇、狗猫羊等进行分类论述，同时也涉及了动物意象的整体分类，两个相对立的大类，“联系着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如果说在以狼为代表的动物意象的刻画中，蕴含了鲁迅对理想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深沉探索和热切期望，那么在以‘叭儿狗’为代表的动物意象的营造中，则蕴含了鲁迅对现实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奴性的深刻思考和强烈批判。” [5] 但在我们看来，在获益匪浅之余亦意犹未尽，基本上有关《野草》中的动物书写都是散落其间，缺乏对于动物谱系可能性的探究，而同时论者对动物主体性的勘察亦相对薄弱，为此笔者企图继续深挖，集中研究《野草》中的动物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