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刊发于《鲁迅研究月刊》2024年第6期，页52-60】

内容提要：“后殖民鲁迅”作为鲁学中相当热门的论题之一彰显出有关理论与个案分析对话的繁复张力和有益链接，在不同时空都有相对精彩的实践。在东南亚地区炙手可热的学者/作家王润华的相关书写犀利地反映出曾经的殖民地子民“逆写”的合法与急切，也偶有伤及中国的矫枉过正操作，但同样作为“南洋”诗学的建设者，他对鲁迅作为精神资源和中国文化象征的挪用与警醒又令人同情且深思。北美学者刘禾教授的实践既有清醒的棒喝、反问与提醒，同时又有剑走偏锋的偏执和悖论。实际上认真回归鲁迅本体，他本人也有对殖民主义的深入理解和发展，香港借助与上海补偿功能各司其职，更展现出其丰厚、锐利与发展着的伟大。

关键词：后殖民；王润华；刘禾；“逆写”

“鲁学”的大厦日益巍峨雄壮，也让我们更能看到不同面向、层次、地域赓续与变异之后的鲁迅形象。比如说地域鲁迅，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绍兴、南京，甚至日本的仙台、东京等等；也包括不同的人生角色解剖，文学家（含小说家、杂文家、散文家）、翻译家鲁迅、学者鲁迅、公务员鲁迅，当然也包括周树人（中学、大学）老师的身份。颇有意味的还包括革命家（或政治鲁迅），思想家（哲学的鲁迅）等等。值得关注的是，鲁迅的文学传统赓续与教科书形象发展颇有代表性的则是日本与东南亚（尤其是华人社会），他们不只是学习鲁迅，也化用、继承和发展了鲁迅的文学传统。类似的也有东北亚地区，尤其是韩国。有关鲁迅研究的不同个体、世界/地域亦有差异乃至特色，整体看来，日本的准国民作家待遇语境中的深厚渊源，欧美、大洋洲的锐利又不失厚重，各地（代表性个人学者）皆有卓有成效的实践。

某种意义上说，由于鲁迅自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关联古今中外的超强涵容性，他往往也是不同时期、流派文学理论的操练对象或试金石，有关现代性、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性别研究、后现代主义、话语理论等皆轮番上阵过且成绩斐然；当然，鲁迅的世界性与反压迫性特征也让与之相关的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ism）大放异彩，而鲁迅作为精神象征，的确也在诸多地区（含曾经的殖民地）光芒四射，如王润华教授所言，“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品牌文化，他之所以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里成功（如殖民主义统治的社会、在后殖民的多元文化的社会，甚至在民族主义下），除了因为20世纪30至50年代盛行‘左倾’政治、反殖民思想，更因为鲁迅提供普世共通的价值，提供一个与其他文化联结的场域。当东南亚各国独立后走向去殖民化，甚至去中国化，在变动的时代仍保有存在价值。”是的，即便是压缩到东南亚场域，不同时期借用鲁迅的价值功能各异且常读常新。

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是因了鲁迅的繁复性，学者们在用后殖民理论去审视他时却可能遭遇了不得不的调试，同时理论使用者亦难以巧妙控制自己的主体性（主观性）、生成语境所限而带来某些可能的误解与偏差，而这种情况恰恰在不同时空皆并非偶然地有所呈现，甚至彰显出相当缠绕的张力关系与绵密对抗的认知差异。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认真剖析这些错置，一方面是为了还原历史现场，指出其应有的核心目的，践行“理解之同情”，另一方面却又必须激浊扬清，既指明其可能的偏执，同时更要“回到鲁迅那里去”，真正揄扬其先见与努力。为此特别精选了具有代表性的东南亚学者/作家王润华教授（1941- ）以及人在北美的刘禾教授（1957- ）进行剖析。而他们从后殖民视角对于鲁迅的重新解读与话语剖析值得后来者深入探勘。

毫无疑问，后殖民理论涵容广阔多姿多彩、既跨学科又有主线，不同的研究派别（个体）各有特色与坚守。按照姜飞的总结，“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有三个层次：第一，民族主义的；第二，西方主义的；第三，普世主义的……事实上，只有理解到第三个层次的深意，我们才会发现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在解构中建构的深意。或者反过来说亦可。”而王、刘二人对于该理论的使用严格意义上说也不乏对其普世主义价值的采撷，当然同时也有一些可能的误区需要辨析。而他们的套路往往也呈现出逆袭的路径，既不同凡响、出人意料，又难免东鳞西爪之嫌。

一、 王润华：“逆写”的合法与重建的急切

1941年出生的王润华对于（后）殖民实践有着直接的细腻体验和深切的理论反思，彼时的马来亚尚属英国殖民地，直到1957年才独立。而他高中毕业后前往台湾留学，台湾无疑也具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统治者无论是荷兰还是后来的日本。1967年王前往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深造，威斯康辛（麦迪森）大学博士毕业后1973年返回故乡马来西亚对岸的新兴移民城市新加坡，先在南洋大学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执教，直至教授兼系主任，2002年（约30年后）重返台湾（元智大学）教书，十年后返回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担任资深副校长、讲座教授至今。某种意义上说，王润华的（自我）放逐就是一个作家、学者具有世界性中国性的生成与丰厚过程，具有阶段性和兼容性。

需要提醒的是，王润华不只是东南亚炙手可热、著作等身的诗人、散文家，而且还是横跨多个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其研究专长包括：中国古代文论/文学，比如司空图和《二十四诗品》、王维等；中国现代文学，比如鲁迅、老舍、沈从文、郁达夫等；中西比较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等。惟其如此，他既强调对丰盈充沛的中国性（Chineseness）进行汲取与再造，同时又能出入其间探讨（“南洋”）本土性的生成，这是其思想演进的底色。

（一）“逆写”帝国的误置。

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子民的王润华在其学术理论上其实彰显出后殖民理论中在殖民者离开以后本土人“逆写”（write back）帝国（包含大英帝国）的坚定性与复杂性。某种意义上说，殖民父亲——大英帝国是他首要的解构与批判对象。在其大量诗作中不乏对马来亚“新村”（new Village）的书写，其实就是对英军对付“马共”伤及无辜的不满和对自由的渴望诉求；其他还包括对新加坡的书写，比如如何重评新加坡开埠者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 1781-1826）、对抗日本侵略东南亚的英军狮城仓皇逃窜和溃败（圣淘沙）等等。这些都是对殖民原乡的有力反击与对自身文化身份独立诉求的践行。

熟谙后殖民理论与实践的王润华在处理本土华文文学时自然有着相当的锐利清醒与洞察力，他对其文学特征的构成了然于心，“新马的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后殖民文学，它具有入侵殖民地与移民殖民地的两种后殖民文学的特性。在新马，虽然政治、社会结构都是英国殖民文化的强迫性留下的遗产或孽种，但是在文学上，同样是华人，却由于受到英国文化霸权与中国文化霸权之不同模式与典范的统治与控制，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殖民文学与文化。” 易言之，作为（华人）移民后裔的王润华也要仔细区隔作为不同外来者的实际身份，但这种辨析其实告诉了我们马华文学生产场域的复杂性，否则无论是被归入外来共谋者或者是合法性不充分的入侵者都相当尴尬，这也是大马华人立国后不得不直面或消解的刻板印象之一。

简单而言，王润华的鲁迅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板块：一方面是具有国际视野的鲁迅解读，包括比较文学的视野、历史现场还原以及借用新理论展开的新解读，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也较少争议；另一方面则是东南亚鲁迅，主要内容包含了鲁迅在东南亚（含新、马）的传播（包括华文教科书的选用篇目），历次（政治/文学）运动中的鲁迅展演，同时还有鲁迅的诗学、精神在东南亚的传承与发展，也即小鲁迅、新鲁迅的生成，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先生作为反抗者、放火者、革命者和伟大旗手的角色深入人心，成为新马华人的精神资源和支柱之一，“鲁迅作为一个经典作家，被人从中国移植过来，是要学他反殖民、反旧文化，彻底革命，可是最终为了拿出民族主义与中国中心思想来与欧洲文化中心抗衡，却把鲁迅变成另一种文化，尤其在文学思想、形式、题材与风格上。”可以理解的是，鲁迅成为新马华人在不同时间节点一再借鉴的文化、政治与革命资源。

鲁迅的深刻性、独特性与丰富性从来超越了出于功利目的的借用者的认知框架，鲁迅在东南亚的起伏命运，尤其是殖民地冷战时期（美苏阵营对抗、铁幕低垂）西方文化强势压迫期（比如1980年代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被迫关闭，1987年后新加坡中小学教学语言改用英语），鲁迅的口号性得以彰显，其繁复性往往会被牺牲，甚至成为不同观点人士（比如现实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左翼、右翼）互相攻击的借助。在研究上述问题时，王润华甚至发出了鲁迅的角色“从反殖民者到殖民者”的慨叹。更进一步思考，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其实也是一个老大帝国（虽然有其落伍的一面，但其体量和丰厚传统却也如泰山压顶），尽管它是王润华祖辈的母国，却又是东南亚各国尤其是小国们的一种压迫性存在，这是从文化上“逆写”的一种必需，比如“去中国性”（De-Chineseness），但同时也是一种错置，因为1936年去世的鲁迅不过是后来不同目的使用者手中的利器或凶器，“一方面‘鲁迅神话’伴随整个新马华文文学发展乃至新马独立建国的整个过程，即便是‘自我殖民化’也仍然映现出中国文学的强大威力；另一方面，鲁迅在新马被‘封神’的关键节点在于其‘抗拒为奴’的形象与新马反殖需求的配合：新马独立后，文坛虽固守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规范’，但中国文学从未主动施展力量。”

可以理解的是，学者王润华在研究鲁迅时更想释放出的是鲁迅的博大精深、可资挪用的文化力量，同时又努力超越或摒弃僵化鲁迅为我所用的狭隘、功利与政治化，毕竟新马本土华文文学既需要各种支持、灌溉、滋养、提携，同时又指向自我的独立强大，所以在后殖民语境中应当有新的角色转型，“鲁迅曾是新马反殖民统治和独立国家建设中的某种‘社会力量’，在完成这些附加的历史使命之后，复归鲁迅本身，回到文化艺术的领域，释放掉‘新马鲁迅’身上的权力话语，还文化一个自主性和独立性，接收鲁迅与研究鲁迅势必迎来新的转型。”

某种意义上说，王润华更欣赏的是一种开放式的“拿来主义”，必须和本土文化气质契合的多元文化主义，鲁迅资源是一中间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但又不该是唯一垄断的精神源泉，主体建构者可以在其中畅游，偶尔呛水，但不能被淹没乃至溺死。

（二）重构“南洋”诗学的急切。

王润华曾经在访谈中耐心解释别人对他的有关鲁迅“殖民者”角色的一再误读，“这里我要特别解释，我所谓‘后殖民鲁迅’不是说鲁迅在新马文坛或社会带来殖民当地的文学或文化思想。刚好相反，是指西方殖民主义以暴力强制改变新马人民的社会与文化之后，鲁迅在这种殖民主义统治时期与之后的后殖民社会里，发挥颠覆西方殖民主义文化思想的作用。”这里自然彰显了鲁迅在后殖民社会中的独特文化功能。实际上，王润华的心中或创作实践中其实还深埋着重构“南洋诗学”的梦想，这一点他和自己的业师周策纵教授（1916-2007）的理念不谋而合，他们一直倡导所谓的多元文学中心和双重文学传统（binary literary tradition），这是新加坡华文文学的一直发展着的独特性之一。

如前所述，后殖民理论指出一般具有两种类型的殖民地：入侵殖民地（The invaded colonies）和移民殖民地（settler colonies），一种是被侵略和殖民的类型，另一种就是美国、澳洲的白人作家在英国霸权文化与本土的冲突中建构本土性（indigeneity），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学传统。显而易见，王润华对新马本土文学有着更积极的标杆和诉求，这就要求他一方面要认真清理英殖民者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却又要尽快建设，及时总结并创造出新马华文文学的独特性、本土性，“重新建构本土文学传统，除了重置语言，创造一套适合本土生活华语，也要重置文本（re-placing the text），才能表达本土文化与生活经验，把西方与中国文学中没有或不重视的边缘性、交杂性的经验与主题，跨越种族、文化、甚至地域的东西写进作品中，不要被西方或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所控制或限制。”易言之，破与立（必须）是同时进行的。

可以理解的是，由于要更热切地发现并建设本土文学的主体性与特异性，王润华无疑更强调的是在新马本土基础之上的国际化与世界性，为此他必须向过度迷恋/强调鲁迅片面性的倾向开炮，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但同时鲁迅却又是重塑新马华人文化气质的世界性资源之一，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历史基础与可转化性，必须认真化用，“鲁迅在东南亚脱离殖民统治的时候，从政治社会的战斗力量，逐渐转型变成文化艺术的软权力，华人将鲁迅带入象征一个国家的教育文化核心价值的教科书里。从鲁迅跨时代与文化的交流现象，可以看出鲁迅逐渐成为东南亚各国华人文化生产转化的媒介，同时也是自身再发现转化的动力。”

王润华的后殖民鲁迅具有相当细腻与繁复的面向，一方面，不同时期的鲁迅被借助用于各项事务，包括消解、对抗殖民（主义），凝聚民族/团体力量，建设国家/文化保种等，当然也有江湖政治内斗，王润华对此是既有肯定又有批判的，尤其是对片面使用，另一方面，后殖民新马的建设需要重构，既要剔除帝国资源中的糟粕与不合理性，同时又要取其精华，在此基础上形构并彰显本土风范，在这样多元的夹攻之下，王润华策略性的提出了“从反殖民者到殖民者”的口号批判与警醒，其背后却更是破立并存的借助、开拓与本土挖掘。

二、 刘禾：国民性神话的复建

某种角度上说，鲁迅之于刘禾学术研究的占比并不大，即便加上后殖民字眼的加持也不过是她学术涉猎与贡献的小部分，但刘禾的相关论述却因其自身的冲击力以及日后相关抑鲁思潮（如王朔，尤其是冯骥才等人的石破天惊言论）追根溯源似乎都与刘息息相关而非常引人注目。论者指出，“与东方现实相比，后殖民理论显然更关心的是西方的东方表述，其论述过程也总是从话语到话语，而不关心东方话语与东方现实的切合程度。这是由后殖民理论的产生背景决定的——后殖民理论原本产生于西方，以边缘立场对中心理论进行反思，倡导者也多是就职于西方学界的东方人”。刘禾的这种实践（反思鲁迅与西方思想的关系）的确也有其独特之处。

（一） 消解与警醒。

作为中国大陆出身的优秀学者，刘禾的诸多研究都有其高度、新意与穿透力。在《帝国的话语政治》一书中，她巧妙地指出了“夷”字误译导致中、英冲突过程中的文化性、政治性与幽微选择，并对此加以总结和升华，“这种诠释法，我将其称为跨语际的谬释法（catachresis）。跨语际的谬释法特指一种翻译行为，它一边跨越语言之间的界限，一边又掩饰其越界的痕迹，从而有效地操纵衍指符号的意义。”甚至她也深谙西方理论使用中的陷阱与问题，在论述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1934- ）的国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观点时指出，“这种跨国的权力关系，明显体现在詹明信本人把第三世界文学展示给第一世界学术受众时的‘翻译行为’。”不难看出，刘禾在此过程中的高度警醒与批判力。

刘禾关于鲁迅评价的主要关键词就是国民性神话，她抛出了一个令人讶异的观点，“斯密思的书只是国民性理论在中国人中传播的众多渠道之一，但它恰是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来源。”暂时搁置其论点的偏执，认真思考这一论点的整体特征，部分显示出刘禾的一贯犀利与高屋建瓴，她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杀伤力，作为中国国民性再现与批判的集大成者，鲁迅是否误用了西方人具有刻板印象的精神资源进行自我洗脑乃至扩大范围地通过贬低国人他者并借此情感操控（PUA）读者？

从理论的推进与战斗力来看，刘禾亦有釜底抽薪式的杀伐果断，比如她指出了国民性神话的丰富层次、滑动性和虚幻性，“国民性的话语一方面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一方面又悄悄抹去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知识失去自己的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在我看来，问题的复杂性倒不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国与国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异，或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的困难来自语言本身的尴尬，它使我们无法离开有关国民性的话语去探讨国民性（的本质），或离开文化理论去谈文化（的本质），或离开历史叙事去谈历史（的真实）。”她一再提醒我们有关所谓中国国民性神话的虚幻、不可靠与建构性。

不仅如此，刘禾还精读了不少鲁迅的小说文本与核心事件，比如“幻灯片”事件，她认为，幻灯片事件在鲁迅作品中一再得以再现，《药》《示众》《阿Q正传》等作品的有关书写中却也展示出鲁迅先生的“重合与拒绝”姿态，“这种读者、叙事者、暴行旁观者之间的交叠与差异，正可以让我们了解鲁迅面对国民性理论时的两难处境。”显而易见，以上论述是对有关国民性观点的具化、深化与升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必须感谢刘禾的细腻、犀利与勇于直面核心议题的提醒与反问，这恰恰也是部分整合鲁迅的气质与后殖民理论自我反省精神的实践。

（二） 美式语境与盲点。

刘禾对国民性神话的批判终究是剑走偏锋，或者准确地说，鲁迅不过是她操练理论的注脚，很遗憾的是鲁迅本体并未得到细致深入和精准宏阔的挖掘。比如断言斯密思（或明恩傅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的书是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来源，这不仅窄化了鲁迅，也把理论名称生产及其实质指向的复杂关系单一化了：细腻锐利的鲁迅自小就体验到国民性的具化生态，亦深受其劣根性伤害，显然并不是到了日本留学之后才知晓什么是国民性，最多只是稍迟了解后起的国民性话语。整体而言，如人所论，“事实上，刘禾对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批判，服务于文化批评的生产机制，她通过征用与国民性密切相关的诗学符号以完成自身的‘理论游牧’过程……文化研究的理论游戏让我们发现，其不过依然沉浸在一种形而上学的语言操作之中，它与其一直试图撇清关系的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那种在封闭式文本内部的阐释，其实并没有走太远。”易言之，鲁迅本体的主体性并未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淋漓尽致的展现。

有论者指出，刘禾在征用有关后殖民理论时其实有所节选，这影响了她对鲁迅的深入和全面理解，“也就是说，刘禾认为萨义德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借镜福柯的话语理论进而揭橥西方东方学中的知识-权力共生机制，这一认识直接关系她援用和拓进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内在路径。由此，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刘禾在回溯萨义德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源时进行了有意筛选和排除，这对其‘后殖民鲁迅’论述的展开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操作可以理解，但的确是窄化了对症下药批评或反省鲁迅的可能性。实际上鲁迅是一个更清醒的存在，他更多批判无论中外东方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尤其是笑里藏刀的表扬，同时他也针对有关妖魔化进行反驳，但又胸怀广阔地认真反省且接受他们一针见血的批评或可能善意建议。这恰恰是鲁迅的高度、宽度与深度所在。

对后殖民理论颇有研究的赵稀方认为，“在西方语境中，后殖民理论是一种站在边缘立场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理论，显示出文化批判的意义，但对于西方文化主流的批判到了中国的语境中，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按照通常的说法，‘启蒙’亦即西方现代性话语的确立在中国一向就被‘救亡’所压倒，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主流，而现代性话语则处于边缘，此在西方是边缘对于主流挑战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则成了主流对于边缘的压抑。”从此视角看，刘禾亦有其盲点，她不仅误读了鲁迅的先锋性、复杂性与批判性，而且还消解了其身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冒着风险创制的精神/文化创新性，与无视或掩饰国民劣根性的掩耳盗铃行径产生了客观上的共谋，不仅污蔑了鲁迅的卓越贡献，而且也延缓了启蒙事业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的步伐。

作为身居第一世界学术前沿的高端知识分子在研究第三世界文学时，刘禾吊诡的共享了她所批判的詹明信的盲点与潜在傲慢，甚至无意之中实现了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共谋，这恰恰是我们必须大力批判和深入反省的悖论，“归结起来说，殖民主义制造的文化‘偶然性并置’带来殖民地文化发展选择的偶然性、被迫性和文化变迁的渐变性以及突变性的综合，这导致对文化自治理解的误读，而且全球化话语的网络特点促使文化在变迁过程中出现简单意义上的模仿和戏仿。而殖民地和现在的民族国家恰是在这样的模仿和戏仿中被打造成殖民者期待视野中的‘文化干细胞’，在新老殖民者的主观意志下任意激活其组成部分，从领土殖民时期走来，向文化新殖民主义走去；从强制性植入开始，到自觉自愿的赞同结束。”易言之，刀刃向内的（思想）革命从来不是容易的，忠实继承容易混淆反动保守，全盘西化和民族主义天然冲突，犀利批判不指向自己容易变成“双标”。

三、 鲁迅：岭南与上海的并置与疗治

从后殖民视角探勘鲁迅的主体性建构和发展，甚至借此反过来观照自我，也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提升自我路径，但问题在于，我们必须认真面对鲁迅的真实性、发展性与复杂性，然后才能引申出更多可能性，不管是之于鲁迅研究还是自我修炼。正如俞兆平所言，“鲁迅可珍贵之处，就在于他有着厚重的、独特的中国经验，这是在鲁迅研究中万万不可忽略的基点。”上述王润华、刘禾两种后殖民鲁迅的思考类型让我们看到了有意味的洞见，当然也可能存在某种矫枉过正或自我言说的盲点，但实际上如果聚焦于鲁迅本人，他其实也有清晰的演进步骤与思考路径，甚至也有了部分答案，他曾经传神的写道，“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 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 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若到穷文人的家里或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这其实精彩地彰显出真实描绘或研究中国的难度，不只是类似于身在庐山的内部人士，而且还剑指自以为是的外来者。当然我们也可以延展到我们对鲁迅的认知上。

（一） 香港迷思。

广州时期（1927年1-9月）的鲁迅有机会接触殖民主义的最直接场域就是同属岭南却又是殖民地的香港。但很遗憾广州鲁迅与香港的三次相遇似乎更多不快，也影响了鲁迅对香港的态度与判断。鲁迅对英国殖民者自有其犀利见解，简单而言，他首先一针见血指出了殖民地统治结构的模型及其间华人的惨状，“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其次，身处新文化并未彻底占据主流、旧文化依然生龙活虎的1927年，鲁迅对旧传统肆虐以及沉默的殖民地香港颇多批判，痛陈其封闭、反动与愚昧。当然，可以理解的是，一旦被灵活的殖民者统治较久，被统治者也慢慢衍生了“自我殖民”的倾向与习惯。

当然，鲁迅亦有其香港迷思，他所不能深入体察的是，彼时抵抗殖民者的主流文化力量中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它们不只是所谓落伍的帮凶角色，也是本土人文化和身份上存根保种的凭借。其次，香港毕竟还是多元文化并存之地，虽不免鱼龙混杂，但亦相当自由地孕育了各种可能性，如果我们采用后顾的视角，这个特点就会更清晰，如黄子平所言，“边缘、夹缝、与比邻省份（广东、广西）相通的南方方言区，‘新儒家’花果飘零兴废继绝，昔日的殖民地时空、迅猛崛起的现代国际都市，等等——香港，便成为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汉语现代化运动和汉语写作的一个极有利的立足点。”这是可以理解的，鲁迅与香港的相遇更多是走马观花的过客一瞥，他缺乏机会深入了解（也包括言语隔膜的限制），但等到他到了上海以后，这种认识会更加深刻、周全与透彻。

（二） 上海补偿。

上海十年（1927-1936）不只是鲁迅创作数量最丰硕的阶段，也是他全力以赴践行职业作家的时段，如果从后殖民视角切入，也是鲁迅修正与丰富对殖民地个体建构认知的最好场域。显而易见的延续就是，鲁迅享受也描述了上海租界现代性的多元、便利及其复杂性，其中也交织了民族主义、反抗性与左翼现代性的转型与强化。同样乃至更加重要的是，鲁迅重申也细化了殖民地压迫的模型与权力结构，并且以具体文本加以论证，如《倒提》等。而1929年5月22日鲁迅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演讲时也延续了一贯的洞察力，“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上海租界体验也深化了鲁迅的认知，比如《阿金》的横空出世不仅颠覆了早前的《祝福》中所展现的祥林嫂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情感，而描绘了身体活力四射、脑袋空空如也乃至如“恶之花”绽放的上海小保姆的复杂形象。这当然是对国民性塑造的又一次具化与补充，其中还夹杂了伪现代性的成分，令人讶异又压抑。

尽管鲁迅晚年疾病缠身、事务繁杂、人际关系纷乱、生活不如意之处甚多，但鲁迅却对（半）殖民地（中国）上海语境中中国人的国民精神脊梁具有刻意强调的一面，尤其体现在《故事新编》中，其中的大禹（《理水》）、墨子（《非攻》）、黑色人（《铸剑》）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甚至青少年眉间尺（《铸剑》）都有其担当大道，至少是为完成使命勇于牺牲的一面，某种角度上说，这是鲁迅对所谓西方刻板印象的一种小说题材驳斥，“鲁迅显然无法接受这种充满殖民意味的‘中国形象’认定。他对于中国国民性格刚强一面的揭示，正是对西方的扭曲了的‘中国形象’的纠正和还原。”整体上更是对“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理想的坚持，虽然《故事新编》中也不乏“含泪的笑”的悲剧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时期的鲁迅日益倾向于左翼，更爱护青年人，也同意为了集体幸福与大多数人利益开始真正重视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把理想从图纸落到实处，尽管一直存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张力或质疑（哪怕是“左联”内部与周扬等人的龃龉），但“民族魂”的追问、思辨与努力痕迹清晰可辨，从此角度看，鲁迅始终是一个灵活又坚韧的现实主义者。

结语：“后殖民鲁迅”是一个相当有意味的论题，无论如何众说纷纭，各色论述首先有其重要功能，它更好地促进了理论旅行与论证实践各自内部与二者之间的丰富对话、接触与调试，从而既丰富了理论的向度，也完善周全了中国形象，“就中国形象而言: 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后殖民文论中的多棱成像……就后殖民理论来讲，这为原先的后殖民理论提供了视力矫正和理论补充的可能，将‘民族主义’‘文化对抗’模式转变为‘语境还原’‘文化对话’模式；就中西文化的研究方法而言，把单向的理论影响转变为双向的理论旅行。”

其次，很多论述往往是从各自的需要出发，既有切肤之痛的犀利，但同时又有剑走偏锋的盲视，也造成了理论分析个案的错置，实际上应对之策则包含了必须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然后再生发点染挖掘深化，甚至发现其盲点并加以补充与开展新的建构。

鲁迅先生自有其伟大之处，必须先懂得这种伟大的丰富与独特，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瞭望，也才有可能换位思考发现巨人的可能不足，当然亦可能彰显有关理论之不足，彼此加深对话与补强才可能是更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