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运燮（1918-2002）出生于英属马来半岛中北部霹雳州(Perak State) 实兆远(Setiawan Town) 外围的甘文阁(Kampong Kok) 附近的“山芭”里。1934年离开马来半岛，回返中国福州一所由英国教会办的三一中学继续读高中。1937年完成高中课业，1938年考入浙江大学农学系，但在彼时的中国抗日战争艰苦语境里，浙大远迁贵州，他只好就近借读于厦门大学生物系，1939年转校至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读外文系。1943－1945年响应抗战号召入飞虎队和中国驻印军担任翻译（缅甸和印度），1945年回西南联大办理毕业手续，毕业后前往重庆《大公报》任编辑。1946年携妻儿南下马来半岛，到实兆远探亲，续而迁徙至半岛最南端的新加坡。1947年任教于南洋女中，1948年任星中日报翻译员，1949年到华侨中学任教，直到1950年被解除聘约不得不再次返回中国。杜先于1950年在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担任编辑兼翻译。1951年迁徙至北京新华社国际部。 1970-1973年被下放，期间来自实兆远的夫人王春旭不堪折磨而病逝。1974-1979年在山西临汾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曾任系主任。1979年重回新华社工作，1986年退休。1980-1985年多次出访德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泰国等，1981 年8月间中国政府访问团莅访新、马时任随行记者。1992年回访新、马，逗留月余。杜的一生堪称坎坷而多彩，尤其是彰显了一个归侨人士丰富而相对圆满的轨迹与结局。

杜运燮成名较早，著述甚丰，独著主要有：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八集的杜运燮著《诗四十首》（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笔名）吴进著《热带风光》（香港学文书店，1951）、《南音集》（新加坡文学书屋，1984）、《晚稻集》（作家出版社，1988）、《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马来西亚霹雳文艺研究会，1993）、《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文选》（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杜运燮60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等。诗人去世后，有遗著《热带三友·朦胧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问世。其他还有合著与译著多部。据统计，杜运燮一生共创作了300多篇诗与散文，在这些长长短短的诗文中，有近60首/篇是直接书写“南洋”(狭义上指马来亚与新加坡) 的。

在杜运燮84岁的寿命中，南洋岁月超过20年，尤其是他人生从出生到初中毕业16岁青少年的形塑期，据他回忆，“那时我们家离原始森林很近。橡胶树落叶季节，站在屋后便看得见大蝙蝠在乱飞，听见猿猴在叫。对于小孩来说，森林又可怕又可爱。可怕，当然是因为里面有猛兽毒蛇；可爱，因为很神秘，隐藏着许多我们很想知道的新鲜事物，特别是许多冒险故事和故事中的英雄人物”。 [1] 可以理解的是，童年的经历、累积与想象力往往能够成为一个优秀作家不断回望与汲取的资源，杜运燮也不例外。

纵览有关研究，大多可开人眼界，尤其是杜运燮作为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技艺分析，结合时代背景的风格总结，探寻其影响与可能创新等等都令人耳目一新。 [2] 但有关研究亦有其问题，比如中国大陆的研究者或文学史书写往往因为缺乏南洋经验而容易忽略杜的此方面优势，如人所论，“杜运燮的归侨作家身份和他的许多诗歌的海外华文创作特质是显在而毋庸置疑的。但查阅目前各种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中国新诗史’，其中大多没有表明杜运燮的归侨身份、福建籍身份及其诗歌的海外创作背景。由此看来，杜运燮的马来西亚归侨身份及其大量的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在中国大陆长久以来是被忽略或者遮蔽的。” [3] 但南洋在地的研究者却又有夸大这种经历影响的操作，有些研究者甚至会放大其一生中世界性元素的成分，“身为战争时代的见证者和‘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一份子，杜运燮拥抱人类普遍意识，对身份、文化、国族问题都不断进行辩证性的思索及探究，极为可贵。” [4]

在我看来，杜运燮在不同时段中皆有中国与南洋的复数认同（identities），但其多元认同与基于现实因应的比例和侧重是不同的，其间又有认知和创作上的国际化元素，因此使得不同区域的研究者在面对整体的杜运燮时可能会顾此失彼，实际上“南洋”是他除中国以外最主要的情结（complex），其地位角色的发展变化特别值得重新探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区分难免有交叉，比如“在南洋”中的书写既有成年后对当下南洋的书写，又有对少不更事和青年时候的回忆，宛如鲁迅的《朝花夕拾》中间其实可能包含了多个鲁迅的。对此，也不做抽刀断水式的徒劳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