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20日鲁迅在《致 韦素园》的信中写道，“《旧事重提》又做了一篇，今寄上。这书是完结了。” [1] 作为《朝花夕拾》中鲁迅“钦定”的最后一篇正文书写，《范爱农》可谓地位独特、意义非凡。毫无疑问，作为怀旧风格浓烈的《朝花夕拾》散文集中的一篇，《范爱农》涉及的历史时段是鲁迅留日时期及返回故乡绍兴时期就业又离开故乡的复杂回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自有其穿透力：在描述个体发展状况的同时，也涵容了辛亥革命的区域发展样本。整体格调略显悲观的该文收入中国大陆新时期（1977-2000）中学语文教材，尤其是高中语文中。根据有关教案阐释，这篇散文的主题是：“本文以辛亥革命为历史背景，以作者与范爱农的交往和友谊为线索，写出了范爱农正直、不肯与旧势力同流合污，有志变革，但又对旧势力的顽固性和变革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特点，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带有相当的代表性。” [2] 这大致上可以反映出主流学界和中学语文教育界的基本观点。

可以理解的是，有关《范爱农》的研究也是相当丰富，除了关于此文的教科书式解读（如友情、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性格论等等）以外，其中还有另外的焦点——不少文章探究和考证范爱农（1883-1912）的死法——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有人认为，范爱农应该是死于反动分子的谋杀，“其实，范爱农之死，是辛亥革命以后，继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被刺后的又一起凶杀案，是封建复辟势力对辛亥革命志士的一连串暗杀活动中的一环，决不应孤立看待，更不应无根据地说他自杀或失足致死。” [3] 当然也有商榷性文章，祝肖因在《<</span>范爱农之死考>质疑》（《上海鲁迅研究》1996年）中就认为，该文“无视《民兴日报》是马可兴为主创办，是马可兴亲自主持；是马可兴主动邀请范爱农进报社共事，其社论是经马可兴首肯或共同研究的这一系列无可争辩的史实，竟然笔锋一转，作出了‘于是马可兴等人借看戏为名，设下暗谋之圈套，行残害革命志士之实’的结论，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4] 当然，也有进一步的推演，认为是无地彷徨的范爱农选择了自杀，论者指出，“我同意鲁迅先生的看法，爱农是自杀；无论从个人还是从社会的角度，他都没有再活下去的理由。我们已经说过，鲁迅先生本无意考证爱农之死因，他是在借‘疑’来抒‘愤’，借‘释疑’来说理，进而表达对爱农的怀念，对辛亥革命的深思。” [5] 此种观点应该更靠近鲁迅先生对好友的预设。

考虑到《朝花夕拾》的文体设计和整体性操作，《范爱农》一文中显然倾注了鲁迅相当丰富的“情感结构”，结合鲁迅整部散文集的情感架构内容，《范爱农》更多关注的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友情与共同成长的悲欢，大致可简化为友情板块。具体来说，其中既有其个体从晚清到日本再到民国绍兴的人生经历与情感反思，又有对彼时一代人精神探寻与情感形构的反思，从此角度看，《范爱农》就是作家鲁迅对青年周树人们的深情/深沉回望。

一、悼念与弘扬

众所周知，《范爱农》是鲁迅《朝花夕拾》中写人的佳作之一，1926年11月18日在厦门写成，最初发表于同年12月25日《莽原》第一卷第二十四期。耐人寻味的是，1926年11月18日夜里人在厦门的鲁迅在致人在广州的许广平的信中写道，“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折衷起来，是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但我自己就不能实行，这四五年来毁损身心不少。” [6] 此时的鲁迅人在厦门大学，作为名满天下的作家他对自己的性格与思想历程有着相当清晰的描述和坦诚的剖析——积极做事和玩玩的心态并存，当然这也和彼时的厦大实际有密切的关系，包括他和校长林文庆等的复杂纠葛 [7] ，所以此一时段的鲁迅显得“无聊”、“温暖”而其实又想做些实事，诸多层面实际上往往很难调和，而于11月18日同日完成的《范爱农》可能沉浸着类似的多元情愫与理性辩证。而当他集中精力去反思与他有交集的落难好友范爱农时（尤其是当年人在教育部工作的他无法提供援手），彼时的周树人与范爱农的事件再现其实反映了鲁迅的情感结构张力，其中就有悼念与弘扬。

（一）悼念素心志士。

在《范爱农》中鲁迅特别塑造了一个相对特立独行的素心志士的范爱农形象，甚至是采用了对比性强烈的欲扬先抑（未必完全符合史实）的手法呈现出其为人单纯善良、刚烈热忱等等。

比如在其老师徐锡麟刺杀恩铭遇难后在日本的同志们辩论是否要打电报时，他坚决反对，“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而集体讨论决定发后，他又建议主张发电报的人拟电文而推掉了他自己需要担任的可能更适合的角色，这给“我”留下了恶感，“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反思上述态度，其实可以看出范爱农的决绝与纯粹——与反动统治阶层拒绝妥协，做事要有担当感，同时骨子里超级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感情（他对老师是衷心敬重的，极力捍卫师德）。而实际上横滨接同乡并帮师母带绣花鞋一事就可反衬出其骨子里一贯的尊师重道与担当感。

作为早期留日学生，范爱农和鲁迅对现代性（modernity）的拥护是发自肺腑的（留日时期认真学习、爱国忧民），对于中国的富强与质变也是颇为期待的，尽管经济拮据，面对新纪元的产生（中华民国建立），回国后的范爱农还是兴趣满满的，呈现出对新气象的欢迎，“‘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

而在工作态度上也显得主动投入，在被任命为学校监学后，范爱农积极工作，不辞辛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显而易见，热情满怀、励精图治的范是校长周树人的同道与得力助手。据周作人回忆，他们在绍兴师范学校时成为好友，范爱农“新年前后常常头戴农夫的毡帽，钉鞋雨伞雪夜去访鲁迅，吃老酒谈天到二三更时候。” [8] 从此角度看，鲁迅悼念的不只是他和范爱农的深情厚谊（范爱农的洒脱做派不乏鲁迅非常欣赏的“魏晋风度”），也包含了曾经戮力携手建设的事业的理想与人生经历。

光复初期，百废待兴，旧的依然很有势力，新的可谓根基未稳，夹在中间的范爱农注定是新旧两派鄙视链和淘汰机制下的牺牲品。比如在新派以《越铎日报》监督新政府的过程中，这种舆论监督与启蒙大众的新事物被旧派及其思维方式很容易理解为勒索和敲诈，于是变质的“新”政府用钱来收买和分化，而报社内部人士则坦然收下，也继续批评对方，这种骑墙的庸俗实践最终惹怒了执政当局、导致报社被捣毁，而在周树人离开绍兴后，范也就失业了。相当失意的范其实落魄不堪，自己固然是无力支撑，而更年青的新人却也嫌他老迈或过时了，“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更令人心寒的是，他的可能略带牢骚式的新式理想就变成了祥林嫂式的喃喃自语，居然连不肯虚心请教的青年人都觉得革命前辈厌烦，旧的势力和普通人的趋利避害、趋易避难惯性一拍即合。而这一切却可以反证出哪怕是异常困窘的范爱农至死对素心的坚守，更可以凸显其自杀的可能性。

（二）弘扬理想人性。

根据鲁迅挚友许寿裳的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　它的病根何在？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 [9]人在东京的周树人其实就不乏对国民劣根性寻求疗治之药从而塑造理想的国民性与人性，留日时期的几篇文言文创作（尤其是《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就彰显出他毕生坚守的“立人”思想的建设性以及犀利的批判性，而厦门时期创作的《范爱农》一文更是相当精彩地呈现出这方面的思考。

首先是范爱农身上有着为葆有理想不低头不变节不折堕的纯粹性。即使困窘不堪，依然坚守理想，“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他对物质的欲望不高，而对自己的理想和精神追求却相当执着。

其次是认真工作，不忘初心。相对应的恰恰是逐步变质并最终丧命的留日同学、都督王金发，“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当然，王金发的悲剧却又反证了鲁迅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必要性、坚定性和血的惨痛教训，专心致志蝇营狗苟的既得利益者在玩弄权力上显然更阴损与擅长，或许现代的制度化建设和民主策略才能抵挡。

陈方竞教授对《范爱农》一文有着精彩的论述，尤其是认为此文是了解鲁迅和光复会关系的经典文本，“认识鲁迅与光复会关系，《范爱农》是最为重要的一篇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写‘我’在日本横滨、东京和中国绍兴与范爱农的三次接触，无论是‘我’还是‘我’眼中的范爱农，是鲁迅自身精神、性格和心理真实的写照，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是通过范爱农代表的已经与他同体共存的光复会中人建立起来的，对光复会中人的追忆与感怀，贯穿了他‘五四’后 1925－1926年的创作，这与他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直接相关。作品结末部分，扑面而来的是‘幸存者的负疚感’。” [10] 由此深入下去，鲁迅的《范爱农》其实更彰显出对同道和自我献身理想实践及其悲剧性的揄扬，鲁迅对范爱农的无论悼念还是赞扬其实也是对志同道合者及坚守理想的再确认。

二、现实与惯习

论者指出，“这篇作品所写的范爱农的人生悲剧，其根源不是他留学时的贫穷，也不是他的无能和自暴自弃；而是社会的逼迫、辛亥革命时代的封建守旧势力的打压。” [11]这就指出了个体奋斗过程中的制度钳制问题。在我看来，《范爱农》中鲁迅书写了范的悲剧人生际遇，其中的批判对象是复杂的、多指向的，从整体性层面来看，既有现实批判，又有惯习（habitus，布迪厄意义上的）反思；既有对新旧制度的省察，又有对国民集体与个体劣根性的观照。

（一）现实谋生。

关于范爱农的记忆与悼念，鲁迅用过最少两种文体：一种是五言律诗《哀范君三章》，写于1912年，相当耐人寻味的是，诗中的不少表述情绪强烈，不仅对于人物性格，而且对于现实也颇多评价，如范爱农本人的“白眼看鸡虫”、现实世界中的变幻无常——“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等等。不难看出，鲁迅先生在评述友人范爱农时倾注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

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在旧体诗中接续了北京周树人与绍兴范爱农的精神缘分与际遇情感互通，一方面是范被旧物环绕的郁郁不得志，另一方面则是身居北京教育部的周树人周边的沉渣泛起，二者互相交融，仿若循环立体声令人抑郁，如人所论，“当是时，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简直成了前清学部的翻版，大部分起用旧官僚，在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声中，大演尊孔闹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鲁迅自然会把这两桩事件联系起来思考，忧民于水火，忧国于兴衰。于是，在参加蔡元培饯别会当日归来，于漆黑的暴风雨的夜晚，鲁迅抚今追昔，感时伤怀，由悲而愤，由愤而歌，奋笔疾书，终于写就《哀范君三章》这部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悲壮诗篇。” [12] 甚至我们可以说，鲁迅借哀悼范爱农其实是“浇胸中块垒”，借怀旧来鉴照现实黑暗。

写于1926年的散文《范爱农》与三首旧体诗相比，体裁虽然不同，但内容风格上后者更多了些冷静审视的反思性，其中同样批判了现实的诸多层面。宏大背景是辛亥革命不彻底、依然换汤不换药的鱼龙混杂的中国社会，不管是军政府，还是王都督，往往都变成了新旧势力的合谋。可以理解的是，新兴事物——媒体监督也极易遭误解，执政者认为是一种文化勒索，而报馆的人却也想借此牟利，以“股本”的名义拿封口的钱然后继续骂人，这的确是自欺欺人，而且把世俗的人精们当成了傻子，鲁迅写道，“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易言之，游戏规则应该有边界，不可以为了私利通杀新旧——你采取新方式建设新社会就要有原则坚守，在别人误读时要坚持自我或耐心解释差异何在，不能打着新的旗号通盘全杀而不愿承担后果。

而在周树人准备离开绍兴的烂摊子而前往当时设在南京的教育部工作时，范爱农凄凉的支持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易言之，绍兴又回到光复前的老路上了，新旧已经合流，坚守新的范爱农自然无地容身。

（二）惯习横行。

王景山先生在《不合时宜的范爱农》指出，“范爱农其人其事，鲁迅是放在现代史的大背景中来描述的。因此本文不但写出了范爱农，同时也带出了那一段历史。” [13] 这就指出了文中的主人公彼时也浸润了复杂的现代史：范爱农在绍兴光复后的挫败和周树人北京时期的郁闷恰恰可以反衬出彼时的中国大地虽然改号称“中华民国”，却依旧惯习横行。

一种是旧有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比如新都督王金发的堕落可谓事出有因：一方面是被旧派人物所同化、捧杀，而另一方面共谋的部分则是日益堕落变成了另一种守旧的新传统，如报馆案的发生，一群兵们捣毁了报馆，因为他们收了钱后继续批判政府，“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同样，范爱农的失业却也是因为守旧势力的卷土重来，他自然被革职了，“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可以理解的是，这种套路更像是改朝换代或政治反复之后的实践，走马灯般换自己人。

更让人值得警惕的是，新派人物对某些做法（无论是可能的对立面还是自己这一派）往往不加反省，而大多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解读和处理，这实际上与惯习往往不谋而合，最后造成悲剧其实也在意料之中，“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这帮新派人物把地方官的赞助费/封口费解读为“股本”而罔顾其父母官身份和压力施加，这种“左右逢源”的曲解让他们既可以心安理得收钱，又可以继续以监督名义批判，成了掩耳盗铃式的人物：对旧的复杂性缺乏起码认知，对新的深入不够又无力坚守和及时启蒙传播新知，当然会遭受挫败，而且很可能演变成新的肤浅惯习，如和范爱农交往的较为年轻的人就更喜欢听笑话，而在周树人《哀范君三章》中范爱农显然别具一格，“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正可谓既道出范爱农身上的丰富悖论，又慨叹其生不逢时。如人所论，“鲁迅对范爱农不幸命运的追述，绝不是单纯的思友之情，而是通过范爱农的遭遇，探求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因素，反映一定时代的历史真实，寻出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推动社会前进。” [14] 而这种追求才更好的凸显和实践了鲁迅先生的“立人”理念和原则，要“有特操”。

三、责己与慰己

钱理群先生在分析《范爱农》和《孤独者》时指出，“我们在分析《范爱农》时已经谈到了鲁迅自我形象在范爱农形象中的渗入，现在，我们可以说，在小说《孤独者》里，鲁迅与范爱农已经合二为一了。” [15] 这可谓是的论，但周树人（鲁迅）与范爱农的身份互文关系似乎可以继续申论，因为其间有更繁复的角色转换。而相当耐人寻味的是，这种身份转换中也掺杂了鲁迅相当辩证的情感需求——责己与慰己。

（一）作为对称。

《范爱农》中鲁迅多次呈现出对自我的批评、简化乃至是有意矮化，目的却是为了凸显挚友范爱农的纯粹、高大与道德坚守。

比如在徐锡麟刺杀行动以身殉职后有关是否发电报的争执中，周树人的实际立场和思考深度显然与《范爱农》文中的说法之间颇有张力，文中写道，“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在此处，鲁迅简单化了自己的立场而成为了范爱农的对立面。而根据周作人的回忆，他在《鲁迅的故家》之《二二 蒋观云》中写道，“当时绍兴属的留学生开了一次会议，本来没有什么善后办法，大抵只是愤慨罢了，不料蒋观云已与梁任公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会中便主张发电报给清廷，要求不再滥杀党人，主张排满的青年们大为反对。蒋辩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又以狗叫为例，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 [16] 其中鲁迅的实际立场显然相当复杂，既有相对保守的君主立宪派的撒娇式抗议，又有鲁迅本人更长远的规划与可能革命/反抗，简而言之，鲁迅对发电报是持保留态度的。从此角度看，鲁迅在散文创作《范爱农》中其实采用了文学手法——为了凸显他对范爱农的聚焦而不惜把自己简化并置于内部对手立场。

同样，在横滨接人事件中鲁迅亦有责己的表现，比如这群来自中国的读书人在日本的火车上的互相揖让（采用中国礼节），火车一开动时跌倒了三四个，令人感觉颇迂腐，于是，“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但一转眼，作为作者的鲁迅却继续责备彼时的留日学生周树人，在对他们细节责备的同时并未意识到日后他们都成为为国捐躯的烈士，“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在鲁迅的后顾反思和怀念中，这帮人其实有更高的革命实践，他们往往为理想牺牲了自己，之前在日本语境中的保持中国古礼其实也恰恰和鲁迅所主张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相吻合。

鲁迅回望周树人的自责还包括现实办事能力——未能帮日益困顿的范爱农找到一份适合的差事，因此导致他面对生活的考验与打击时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终至于沉水死掉，而且对其妻小无力顾及，“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文字中的自责显而易见，践行与坚守理想的同道们皆付出良多——有些是为革命牺牲自我，有的吃尽苦头、坐穿牢底，有的是可能无奈自沉，而“我”却苟活，却又无力救助其家眷与后代。应当指出的是，鲁迅的这种自责自有其高度和升华，也就是对新的少数者的（再度）肯定，从而在此基础上可能实现更高的追求/理想，保持革命事业的延续性与纯洁度，如人所论，“这篇革命纪事不仅有着幸存者的愧疚，在更深层次的对历史的认识上，有着对于自居少数者的反省和愧悔。只有由于少数者不断的反省带来的多数和少数的不断换位，多数与少数在价值上的区分才真正有效，‘信史’不是凝固的，也不是一劳永逸就能达到的，而是在不断的反省和推求中才能实现。” [17] 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鲁迅的关于革命事业层面的情感洁癖和对未来的未雨绸缪思考。

（二）作为同道。

李长之在评价鲁迅时指出，“他在情感上病态是病态了，人格上全然无缺的。” [18] 这的确是一针见血的评论，尤其是对于鲁迅的人格认知相当深刻而独到。在做人的某些本质性格上，鲁迅与范爱农是一类人，他们的人格品行与爱国情操、特立独行皆有不少交集，“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这种性格在不同时段的人生经历中都有交叉和强化。

其中之一便是硬气。相较而言，《范爱农》中“我”的形象更显世故与圆通一些，比如在帮就义的徐锡麟写电稿事件上，“我”的主张是“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但结果是他们都不做。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此可以反衬出范的硬气、真挚与率性。即使生活困窘也葆有理想，周树人和范爱农在绍兴光复前一年交往甚殷、惺惺相惜，共同感慨时光的流逝、面对现实的压迫寻求同道的勉励，“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乘了航船进城来。”落魄后范爱农也曾寻求同声气者而非随波逐流，甚至连死亦然，“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鲁迅的文字细描或部分诗化有意彰显出范爱农引为同道的生死观——无惧又倔强。

鲁迅撰写的《范爱农》一文彰显出丰富的作者期待：一是要呈现同道的坚守，以悼念作为铭记和激励；二是要以其悲剧为由头，反省重大现代事件，如辛亥革命的问题，告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比如“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面对世俗的围困，他们连革命志士的后代都无法保全和慰问。三是一种自我安慰与鞭策，因为范爱农的悲剧其实也可被视为困在绍兴无计可施而未出走京城施展抱负的周树人（们）的人生历程。

结语：《范爱农》作为鲁迅写人的精品之一，彰显出鲁迅相当丰富而有张力的情感结构，其中既有对素心志士的悼念，又有对可能理想人性的弘扬，既批判了现实中的新旧合流，又直指积习造成的新惯习横行，同样其中亦有责己与慰己的辩证，作为对称的自我批评以及引为同道的内在砥砺一体两面，文本中有很繁复的鲁迅、周树人转换，而亦有范爱农与周树人之间的殊途同归、惺惺相惜，此文蕴含丰硕，值得仔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