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8日，鲁迅完成了《琐记》一文，相较而言，作为《朝花夕拾》集子里指涉明晰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此文的主题解读似乎争议不大，但同时却又可能价值显著，论者指出，“这篇名为‘琐记’的散文，虽曰‘琐’，其实线条清晰，是鲁迅离乡外出到南京读书的人生历程的写实……这些都并非生活琐事，而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重要材料，是他人生道路的重要经历。” [1] 如果我们视《朝花夕拾》为鲁迅剖析自我“情感结构”的创制，其中的小我与大我连缀自然引人注目；同时，如果充分尊重《朝花夕拾》的整体性，《琐记》（在其间）的地位则更加彰显。

《琐记》上接《父亲的病》（10月7日作），下启《藤野先生》（10月12日作），从内容上看，恰恰也是截取鲁迅人生与思想历程里中国传统与日本现代之间对立的时间段，它相当清晰地锚定了青年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南京求学而后又赴日留学的中间点；而若从鲁迅个体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此一时段恰恰是鲁迅由传统向现代飞跃同时又双重否定的转捩期。同时耐人寻味的是，这篇文章恰恰是45周岁的鲁迅回望自己青年时期的反思性产物，易言之，青年鲁迅是如何从“土鳖”周豫才睁眼看世界并顺利过渡成具有现代思想的周树人的，而这一时空主要集中在绍兴与南京。从此角度看，《琐记》的地位至关重要，意义涵容丰富。

相较而言，从鲁迅思想的整体性角度观察，《琐记》相当清晰的呈现出鲁迅出走——不断“走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