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刊发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2年第2期，页52-61】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现代文坛极具个性与张力、才华横溢的作家郁达夫（1896-1945）之于南洋华人文化界同样是如雷贯耳，他是亲莅南洋的中国作家中影响力最大、最持久、成就最高的一位，如林万菁所言，“郁达夫在南来的众作家之中，影响最大，成就也格外彰著。自他罹难逝世后，新、马各地以至中国、香港、日本、欧美各国，都纷纷注意搜罗他晚年的作品（包括散文、杂文及旧诗词），研究他晚年的活动与贡献。” [1]毋庸讳言，直至今天，郁达夫在南洋依然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文化象征，也自有其文学传统，比如马华作家冼文光在2013年2月的一篇小说《另一“半存在”》就写道，“他大舅是不是最后一批华校生，他不知道；他大舅有好几架子华文书，最喜欢讲郁达夫在新加坡以及逃至印尼苏门答腊时期的故事。” [2]可见郁达夫在华人读书人中的历史传统与显赫地位。

1929年初秋，马华作家温梓川（1911-1986）在上海汪静之家里遇见郁达夫，温氏把自己写的两首有关南洋风光的竹枝词默写给郁达夫看，“南岛娘惹貌似花，洋文熟读向人夸。开声便说红毛话，却认伦敦是祖家！”（之一）“榴梿摆摊路街边，熠熠煤灯照果鲜。妇稚一般同嗜好，买来不惜当幔钱。”（之二）郁达夫看完后说，“啊，你的诗写得很新鲜，富有热带气息。”又言，“不过，榴梿和娘惹这两个名词是说什么的?”听完解释后，郁达夫感慨说，“啊，南洋这地方，有意思极了，真是有机会非去走走不可。” [3]

十年之后，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终于有机会吃到榴梿，长子郁飞回忆道，“号称水果之王的榴梿，闻之奇臭，别人告诉我们只要捏住鼻子，吃上一回就会爱上的，父亲当即吃上瘾”。 [4]而1943年9月15日，郁达夫在印尼巴东和娘惹 [5]何丽有结婚，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郁达夫其人生的命定性和悖论性。当然郁达夫还有更丰富的悖论性：比如他既放浪形骸，又认真工作；可以写旧体诗词，同时又为《星洲日报》写过革命乃至激进的社论；甚至连他和日本人的关系都是，如铃木正夫所言，“郁达夫爱日本和日本人，他对日本和日本人有独到精深的了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日本人的手中惨遭横死，连遗骸也不知下落。” [6]

南洋郁达夫的文学传统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面：1学统。不必多说，这是一个声势浩大的传统，尤其是涉及到郁达夫在南洋的资料搜集与研究，这是一个相对细水长流的传统；2文学创作传统。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赓续方式之一就是以文学的方式加以继承和发展，从文学性角度思考，本文更侧重作家们重写和致敬郁达夫的类型和质量。不必多说，黄锦树（1967- ）用力最勤且是集大成者，本文将以其书写为中心，同时结合林幸谦（1963- ）的诗作加以分析，力图呈现南洋郁达夫文学传统的基本类型。

一、南洋郁达夫及其文化遗产

毋庸讳言，郁达夫南洋时期的文化生活是一个丰富的宝藏，而其文学传统，一方面是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是他的切实存在6年8个月的真实再现或还原。从这个层面看，他既是一种精神存在，又是一种历史存在。此节更是立足于有关学统，对其遗产做勾勒式梳理。

（一）生活轶事。之所以把郁达夫的生活轶事放在前面并非呈现出论者的窥阴口味，而是另有原因：一方面，作为一个自我暴露型（表述型）的作家，郁达夫的生活本身就丰富多彩、吊诡重重，另一方面，他甚至在他生前就已经为后面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比如《毁家诗纪》组诗的发表反响甚巨，以及王映霞的及时反驳。 [7]同时，其死亡之谜也扣人心弦，引发诸多回忆、讨论与探勘。

1婚恋。南洋郁达夫虽然时间只有短短六年，但感情生活却是五彩缤纷，期间经历过王映霞、李小瑛（或晓音、筱英等）、何丽有三个女人。

（1）与王映霞离婚。作为据说是郁达夫南来马来亚动因之一 [8]的修复夫妻感情裂痕的良好愿望并没有在郁达夫夫妇到马来亚时空后变成现实，而实际上到了最后变成了互相指责乃至揭短。1939年3月5日，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第30期发表《毁家诗纪》旧体组诗，核心内容是家庭纠纷，而且还以加注的方式加以明晰，透露了王映霞红杏出墙的情况。王不甘示弱加以反击，先给主编陆丹林写了私信，而后在同一份刊物发表了《一封长信的开始》、《请看事实》等文章，指责郁达夫“只求肉欲，不解情意”，“神经错乱者”。直到最后，1940年3月无法收拾的二人离婚。南洋学界对此研究较认真的文章，如《王映霞在新加坡》 [9]，既立足坚实史料论从史出，又加以纠正各种错误（包括王映霞别人及其他论者）。

（2）与李小瑛热恋。泰国名报人吴继岳（笔名珊珊）是较早乃至最早披露郁达夫与李小瑛情人关系的人，他在《郁达夫与李小瑛》一文中指出，最初他们俩是同事关系，“李小姐那时年约廿六七岁，风姿绰约，具有一种成熟美。她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声音像银铃一般，她任职新加坡政府情报部。郁先生那时也被聘认英情报部的华文周刊编辑，两人由同事关系而发生友谊，李筱英也刚和她的丈夫离婚，一个是怨妇，一个是鳏夫，双方都受过婚姻的痛苦，正所谓‘同病相怜’！李筱英一方面爱慕郁先生的才华，一方面同情郁先生的遭遇，竟先爱上郁先生。” [10]甚至还举出郁达夫逃亡途中的某些旧体诗是示爱和关心李筱英的篇什，如“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等。难能可贵的是，郁达夫长子郁飞后来在《先父郁达夫在星洲的三年》亦坦率提及父亲和李小瑛的亲近，“在他是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又遇上一个多少唤得起他少壮年代奋发精神的青年女性；在她虽然年岁悬殊，仍不免是仰慕他的名声和才情吧。两人之间不能说没有真情实意，也并非全无进一步打算。他借用古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称Livy（李维）作为对她的爱称，有一次还当我面用德语对她说，Ich Iiebe dich（我爱你），以为我不懂，其实我当时虽未读过德语，不知怎么这话的意思却是猜着了。” [11]这是对二人关系的具化和确认，但南洋学界的最初挖掘功不可没。

（3）与何丽有结婚。这是郁达夫继与孙荃、王映霞之后的第三次婚姻，结婚对象是只会讲广东台山话和印尼话的何丽有。可能最早提及此事的文献当属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香港：咫圆图书室，1946），而马来亚最具代表性的论述之一则是来自温梓川，他是以《第三次结婚》为题刊发于1965年11月的《蕉风》第157期。某种意义上说，郁达夫缤纷多彩的感情生活固然有其外在原因，如李小瑛的主动追求，与何丽有结婚的遮蔽性和安全性目的，但不管怎样，这似乎又坐实了郁达夫风流的既有名声。

2失踪/死亡。不必多说，这是有关郁达夫到印尼苏门答腊之后生活的最核心命题之一，一方面因为它迄今为止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既有的资料可以推进、丰富有关细节或说法，但并未真正水落石出。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早已提出问题，温梓川的《达夫致死之谜》（1966年5月《蕉风》163期）提出了诸多可能：比如1叫郁达夫出去的印尼当地青年，敲诈不成杀人灭口；2某难友；3未必是日本人，因为他们杀人（包括抗日分子）想杀就杀。

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经过多年的追踪研究、田野考察和口述历史的方法指出郁达夫死于当时日本宪兵之手，并认为这是个体的行动所为，算是私人行径，并且为他们做了一些辩护，“即使是被中国人视作暴虐残忍、象征着一种罪恶权力的宪兵，他们原本也只是一介平凡的市民，要是没有战争的话，他们将过着自己平稳的日子，但是在战争中，加上所受的教育也起了作用，他们作为国家权力的尖兵，遂变成了魔鬼和没心没肺冷酷无情的畜生。” [12]

但实际上此种考证亦有漏洞，就是并未找到郁达夫的埋葬之处和骨殖。所以，当年和郁达夫一起避难的张紫薇，也难免疑惑，乃至质疑，“不错，据报载达夫先生确被害，埋骨于武吉丁宜附近七公里，找出达夫先生生死的物证。又谁断定该日囚不是狡诈的‘不打自招’的乱供？就是已经证明是达夫先生的遗骸，那么达夫的死，谁又能断定和以上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呢？” [13]从这个议题展开思考，我们可以确认郁达夫的失踪乃至死亡，却无法板上钉钉确认他如何死亡乃至死于何处，这当然就为后起的郁达夫文学书写传统发展与填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二）文化事业。作为文人的郁达夫，其精神结构和文体构成同样多元混杂、五彩缤纷。比如他既擅长新文学，又工于旧体诗；既是编者，也是提携后进的园丁，同时又是以笔为旗的战士。从南洋郁达夫的学统来讲，这方面是相当全面而成熟的。

从整体性角度看，文学史家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版，新加坡世界书局，1976）、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3）都有描述，而林万菁在《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 [14]中亦有专章论述，第四章“1938年底南来的郁达夫”。

1文人郁达夫。毫无疑问，郁达夫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旧体诗人，陆丹林较早就为其编了集子《郁达夫诗词钞》（香港上海书局，1962），而真正的南洋学统构成部分——郑子瑜才更是推进者，他除了整理和搜集郁氏旧体诗词（《达夫诗词集》，广州宇宙风，1948）以外，还有数篇讨论郁达夫诗词的名文：《谈郁达夫的南游诗》、《论郁达夫的旧诗》、《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等 [15]，考辨郁达夫的旧体诗风格及其源流，颇有创见。而李向亦有一些研究，“郁达夫的文学作品，一般论者认为写得最好的是旧诗词，其次是游记，再其次是小说……他晚年写的旧诗一般认为比前期境界更为开阔，更富于时代气息。” [1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对南洋文坛亦有理论贡献，那就是有关“几个问题”的论争。这一点马华文学史皆有评述，也有本土作家原甸对此做出评价，“在《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表现的认识上的错误、混乱和逻辑的乖异，说明了理论思想的充实对一个有才气的作家依然是有其重大的意义的。同时，星马社会对郁达夫原是一部全新的百科全书，在短短不及一个月的时间里，要他广泛的谈论这个地区的社会、文化、艺术，无疑是一个任何作家也无法承担的任务。”同时他也指出当时马华知识界的问题，比如对南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偏见、对郁达夫缺乏应有的尊重以及马华文艺界的小集团作风。 [17]所论自有合理之处，但对郁达夫的理论挖掘依然可以展开（以下论及）。

2园丁与战士。不必多说，作为编辑的郁达夫亦有自己的期望，“我所以只在希望。希望得在本刊的这一角小田园，而培植出许多可以照耀南天，照耀全国，照耀全世界的大作家来。” [18]毫无疑问，郁达夫是提携过不少马来亚青年的，相当有影响力的主要有：苗秀、铁抗 [19]、冯蕉衣等。如苗秀就写道，“郁达夫很喜欢接近文艺青年，他那时候的寓所在中峇鲁，笔者不止一次到过他的寓所。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觉得他的性格平易近人，毫无半点大作家的架子，对我们这些来访的搞文艺的年青人，非常欢迎，态度也极诚恳。对于年青的写作者，他更是奖励不遗余力。那时候，那些郁氏最接近的马华写作人，包括铁抗、王君实，以及《吼社》那几个诗歌作者。” [20]

同样不容忽略的是，郁达夫曾经以笔为旗为《星洲日报》写过社论，当然也在实践上积极抗日。在1939年1月1日的《估敌》中指出，“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同胞们起来吧，一九三九年，便是我们复兴建国的更生年！” [21]而新马学者也是积极关注郁达夫此方面的成绩，如方修就编过《郁达夫抗战论文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7）。

梅其瑞指出，在苏门答腊时候的郁达夫，“他不是一位神圣英雄，也不是特别的爱国者。他仍保存众所共知的原本性和一贯作风——不是十全十美，并反复无常，但非常诚恳待人。他一生中，对日本和日本人，始终怀有复杂感情，他喜欢许多日本的为人处世方针，但他害怕日本对恶事的潜在力。” [22]但需要指出的是，苏门答腊时期的郁达夫和新加坡时期的郁达夫既具有连贯性，又有一些差异，毕竟苏门答腊已经是沦陷于日寇铁蹄的时空，而新加坡时期的郁达夫具有更强的活动空间展现血性和革命性。

整体而言，南洋郁达夫的南洋学统是充实的、丰厚的，无论是从资料收集、文献考证，还是从事实辨析、观点解剖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而且在历时性上亦有推进，如从郁氏死后的及时跟进到王润华编《郁达夫卷》（台湾远景，1984），也有新加坡本地大学的学位论文探研。 [23]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论题的资源耗尽，恰恰是由于郁达夫死亡之后的骨殖未定以及时代性影响，我们依然可以赓续其学统，同时在文学创作和致敬上亦有相对丰富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