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此文刊发《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新世纪鲁迅研究中的空间意识

——以朱崇科“广州鲁迅”研究为中心

随着新时期政治的转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富仁提出“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以来，鲁迅研究逐步摆脱了工具化、政治化、概念化的研究方式，从理论上实现了鲁迅的“人间化”。“回到鲁迅那里去”虽为新的解释开辟了道路，引起了一种学术范式的革命性更替，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也出现了新的困惑和反思。当“回到鲁迅”被泛化为“以鲁解鲁”的阐释方式时，是否遮蔽了鲁迅本身的丰富、多元性？由于理解的当下性、主体性，是否能够真正“回到鲁迅”，反之，是否造成了鲁迅整体形象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鲁迅研究进入新的“诠释学困境”？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应将“回到鲁迅”作为一种研究态度，谨防陷入“主客二分”“以当下解读历史”的研究误区。作为一个处于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个体，鲁迅是多元、复杂、立体、变化的，他经历过政权的变革、生活空间的转换、社会身份的转变以及情感变化，其思想和文学与历史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要想对此进行合理的解释，在“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同时，还需回到鲁迅思考和实践的历史空间。从此意义上说，将鲁迅置于特定的时空位置中加以动态的考察，突破原有的认识框架，在鲁迅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空间意识”与“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

新世纪初，学者张梦阳指出：“尽管不可能达到完全性的还原，科学形态的鲁迅研究还是必须以还原鲁迅本体作为根本宗旨。” [1] 如果说“回到鲁迅那里去”、鲁迅的“人间化”意义在于否定鲁迅研究的先定政治意识形态前提，实现由权威解释到科学方法的研究方式转换；那么“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则强调还原对象的复杂性、确定性与唯一性，是对科学形态鲁迅研究的进一步阐述。

“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实质上包涵了两个层面：其一是对鲁迅本体的著作、思想、生平、人格的还原与阐释，其二是对鲁迅本体所处外界时代环境以及与外部精神文化思潮联系的还原与阐释。 [2] 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倾向的同时，对鲁迅“本体”的解读和还原也面临一些问题。现代解释学理论往往突出文本的开放性与解释者的中心地位，指出解读实际上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这种观念容易使得解释者把认识活动看作主体对客体的投射。研究者在视鲁迅为主体视野中的一个“对象”时，未能充分注意到历史和时空环境因素。

随着鲁迅研究方法与观念不断拓展，在“元鲁迅”的研究视野下出现一批学者，致力于回到鲁迅所处的社会文化空间，深入爬疏有关他的历史事件及周边人物纠葛，从生活细节和史实考证上充实鲁迅的人间化。他们将主体心理作用与客观环境决定作用相结合，在宏观把握的整体观照下，探究不同时期处于不同地理、社会空间的鲁迅思想与文学特质，形成鲁迅研究中一种别致的“空间意识”。“空间意识”以研究者对自身与研究对象的时空距离认知为前提，使得研究者在“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践行过程中时刻警惕个人主观观念的过度介入，既考虑社会历史空间的的影响又不否定个体的能动性，能够充分展现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可谓新世纪鲁迅研究科学理性精神的体现。空间与时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两种重要维度，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 [3] 从内部精神空间进行诗学探讨，赋予空间情感意义的解读，其构建的空间诗学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为研究后现代城市的格局和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正如巴什拉对居住空间如何影响人的想象力、梦想等的阐述，生存空间也会对主体心理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换言之，内在的心理作用与外在的环境和生活空间共同形构了主体。回到历史现场，观察鲁迅在不同区域时空的思想与文学特质，辨析其中的变与不变，为我们认识鲁迅的文学生产，进行求真求实的鲁迅本体还原提供了途径。

这类研究往往以鲁迅各个时期的住所、身份、交游为研究对象，通过艰苦卓绝的史料爬疏和挖掘，致力于在多元化的研究视野里还原一个相对确定的、真实的鲁迅形象。下面以出版时间为顺序，综述新世纪具有“空间意识”的鲁迅研究成果。2000年，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裘士雄出版专著《鲁海拾贝》，作者以扎实的文史功底、丰富的资料积累历史、客观地勾勒了鲁迅在绍兴的行迹，填补了大量鲁迅书信、日记注释中的空白。该书一经出版广受好评，是较早对鲁迅生存空间进行历史还原的专著。2007年出版的徐昭武的《追寻鲁迅在南京》 [4] 和李伟江的《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 [5] 分别对鲁迅在南京期间以及广东时期的事迹进行了详实考证与分析。前者以鲁迅的亲朋好友“回忆鲁迅在南京”、“鲁迅笔下的南京”以及南京举行的各种鲁迅纪念活动，钩沉了鲁迅在南京学习和工作时的历史细节。作为研究鲁迅在广东的第一本学术著作，《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对史料的翔实细密考订，为广州鲁迅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水涌等主编的《鲁迅：厦门与世界》 [6] 开拓了鲁迅在厦门的研究，之后房向东著《孤岛过客——鲁迅在厦门的135天》 [7] ，清晰地描绘了鲁迅在厦门时期的文学事件、社会活动甚至情感面貌，将鲁迅置于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中并致力于凸显鲁迅人性、人格中最隐秘和本质的内涵。近年来，以地理空间为背景对不同时期鲁迅进行文化解码的研究成果颇丰，在史料解读和研究思路上亦更具创新性。不仅对鲁迅生存空间的还原更具趋近性和学理化，还填补了鲁迅研究中的部分空白，拓展了鲁迅研究空间。如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黄乔生的《八道湾十一号》 [8] 可谓鲁迅研究中空间意识运用的典范，作者将目光凝聚在周氏兄弟在北京的居住空间八道湾十一号，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冷静客观地陈述与该空间相关的文学生产、家庭关系、交游情况以及房产变动等问题，揭示了宏观文学史中被遮蔽的鲁迅面相。陈洁的“鲁迅北京交游研究”从空间角度论述了1912至1926年的北京这一社会空间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影响。其系列成果如《论鲁迅在北京的四次迁居与文学生产》 [9] ，以文本细读与史实考证的方式论证鲁迅在北京城市空间的四次位移对他文学生产的影响；《鲁迅与教育部同僚交游考论》 [10] 以教育部为中心，勾勒出鲁迅在北京的社会活动，填补了鲁迅北京交游的研究空白，为北京城市空间中的鲁迅研究提供了充沛的资料。“空间意识”从生活细节和史实考证上充实了鲁迅的“人间化”，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回到鲁迅那里去”研究范式的赓续与发展，也是新世纪中国鲁迅学取得的重要成绩。

在诸多具有“空间意识”的鲁迅研究成果中，朱崇科教授场域理论视域下的广州鲁迅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鲁迅的广州转换》一书中借助布迪厄场域理论，进入1927年鲁迅所处的广州这一社会文化空间，一方面挖掘鲁迅在此空间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层面资料，通过细致的实证分析与理性思辨，真正地、切实地再现鲁迅在广州时期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又将鲁迅的思想、作品转变置于广州场域中加以确认，梳理其中的暧昧与悖论所在，形成与鲁迅的“跨时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