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原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页184-193】

《朝花夕拾》作为鲁迅最重要的散文创作之一自有其独特性。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鲁迅时间充裕背景之下的精心炮制之作：不仅内容指向有其系统性、层次性和历时性安排，而且在诗学追求上也别具一格。其中篇章最早写于1926年2月的北京，最晚写于1927年7月11日的广州。而在篇幅分配和时空对应上也耐人寻味：前五篇生产在兵荒马乱、郁闷压抑的北京，后五篇诞生于温暖但也无聊的厦门，而《小引》《后记》则撰写于令人五味杂陈的广州。 [1] 不难看出，《朝花夕拾》自有其美学追求，比如即使从章节的结构安排上来看，也有对称性、对比性特征。

作为鲁迅自认求工的五部经典（《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之一，《朝花夕拾》的研究也算得上五彩缤纷，甚至汗牛充栋。尽管表面上看来，作为散文文体研究，有关争议相对少一些。相当精彩的研究在不同时代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专门研究方面，比如王瑶先生势大力沉迄今生命力强劲的《论鲁迅的<</span>朝花夕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杨义《<</span>朝花夕拾>的生命解读》（《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专著方面则有王吉鹏、王鹤舒的《鲁迅<</span>朝花夕拾>论稿》（中国窗口出版社，2008）、赖建珍、郑家建的《仰看流云：重读<</span>朝花夕拾>》（海峡文艺出版社，2011）以及魏洪丘的《鲁迅<</span>朝花夕拾>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等等，都有所开拓。

本文则希望另辟蹊径，探讨这部诗学经典和书写主体之间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或译“感觉结构”）关系。颇有意味的是，彼时（尤其是厦门时期和广州某段时期）的鲁迅有充分的时间梳理自己的“情感结构”。英国文化学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长期革命》中如此定义“感受结构”：“它就像‘结构’所表明的那样是牢固的、明确的，但是它是在我们活动当中最微妙、最难以触知的部分发挥作用的。某种意义上，这种感受结构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全部组织中所有要素的特定现实结果。” [2] 从宏阔的意义上说，《朝花夕拾》中的“情感结构”既是鲁迅本人与个体的，同时其虚构性、象征性又使之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情感诗化与呈现。而且，这种“情感结构”的经营也体现在《朝花夕拾》的诗学建构上，它不只是单纯的怀旧式二元并存、跨文体写作，甚至架构了更立体的角色与身份空间流动，当然也因此指向繁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