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原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页2-8】

杨义先生颇有洞察力地指出，“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把平凡而真实的农民，连同他们的褴褛的衣着、悲哀的面容和痛苦的灵魂一道请进高贵的文学殿堂的第一人”。[1]这从整体高度上高屋建瓴地指出了鲁迅乡土（农民）书写的开创性与独特地位。毫无疑问，随着鲁迅的有关书写，如《故乡》《祝福》等经典文本进入中学语文教 材，有关鲁迅乡土小说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甚至随着农 民地位和角色的攀升而有所起伏，比如强调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时段，这种指引性思潮导致在分析鲁迅对农民阶层劣根性的批判时也减了活力/火力，转而更强调鲁迅广博的同情心或否认其笔下人物的农民身份。不必多说，这是有悖于鲁迅先生的本意的。因此，有论者对鲁迅关于农民起-义/战-争的持中看法引人关注，如沈庆利指出，“总起来看，鲁迅对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正面评价相对较少，而是更多地看到了它的负面影响与负面作用。鲁迅更多地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 把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作为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独到而深邃的剖析和批判……鲁迅集中批判了农民战-争的野蛮性和残忍性，以及与原始宗教的密切联系。”[2]

同样，其他有关研究倾向也值得注意，比如比较鲁迅与其他中 国乡土书写者（包括后继者）的关系，如沈从文、莫言、贾平凹等等，尤其是高晓声，论述尤多。当然，也有将之与外国作家进行比较论述的，如和托尔斯泰、赛珍珠等，论者指出，“鲁迅和赛珍珠是对中 国农民心怀大爱的作家。在关注农民的政 治态度、宗教意识、家族观念、现实苦难以及农村妇女所遭受的悲剧命运方面，他们的视角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二人在切入文学的机缘、观察社会的视角、关注现实的焦点等方面存在差异，他们的农村题材小说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3]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随着百年乡土文学（尤其是小说）书写农民范式的更新与递进[4]，也有论者开始质疑鲁迅乡土小说书写的诸多可能缺陷，比如描述的隔膜、相对粗放、无法及时更新并细描农民的时代变迁、各种命运与可能性，鲁迅的乡土小说实践在他们眼中似乎已是落伍的冬烘生产。另一面，也有论者会批评鲁迅乡土小说书写的抽象论或理念强加性，比如《祝福》中的底层妇女祥林嫂何以生发近乎终极关怀的疑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实际上，以上观点或多或少呈现出对鲁迅乡土小说的误读，尤其是在此类书写中鲁迅彰显出的难以替代的建设性/超越感，而这种建设性部分超出了某些论者的理解力。简单而言，作者鲁迅与其乡土文学书写对象之间有种复杂的张力，而这个张力中的繁复逻辑亦可称为“乡土哲学”。一方面，鲁迅对乡土（农民）经由知识分子理路/中介往往具有深切的认知、同情与理解，而这种同理心（小说中往往是对其破落户身份的再现）与关怀往往超出了自然主义的书写或现实主义的细描；而另一方面，鲁迅对农民却有着审视（热切而理性的高度）乃至批判。相较而言，鲁迅之于乡土（农民）因此显得半人半神，既有了解之同情，又有高度的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