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重阳节前一日，曲阜市委书记提出“不孝者不得提拔重用”的新政。也许是孔子的故里，曲阜新政一出，立即引起社会热议。

有赞同者说，不孝就是没人味，更不用谈做官了；有支持者讲，这样很有必要，但很难考核；有反对者认为，将孝道做了硬性规定不仅失去了原有意义，更有作秀之嫌。更有反对者举例说，一些老干部家庭的家务有专人干，吃穿不愁，子女“步步高升”就是最大的孝顺；有些父母保养得体，健步如飞，强行孝道纯属无事生非；还有的是因家事国事无法分身，以致“忠孝不能两全”；更有个案例证明，在家极其孝敬父母，在外却视他人生命如草芥的大恶魔，还有在外人面前表演孝顺，观众一走立刻翻脸的“巴豆孝子”，真孝又当如何，真孝假孝难辨等等。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在围绕这个新政该不该出而发表议论。但我以为，出此新政的方法和标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出此新政本身的社会意义。不能一叶遮目、因噎废食，不能用部分来否定全部，不能因为难以操作就否定其作用，更不能因为依法治官、依法治吏效果尚不如意而指责倡导孝道为“小儿科”。法治要健全、社会要进步，重视孝道而“不孝不提拔”的新政与其并不矛盾，而正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

百善孝为先。孝，是衡量人品之根本。中国儒家文化以孝治天下，从汉武帝开始的“举孝廉”选拔官员制度和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是维系中国封建文化、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的根本制度，其间起到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唐朝时繁荣有序的中国礼仪社会，颇受西方人的青睐和景仰。尽管到最后不合世界潮流、卫护封建腐朽，那是因为一些制度的太过僵化和“过之尤不及”所造成。就孝道本身来讲，其美德的性质从没有改变。自从百年来中国对儒家文化的蔑视与批判，孝文化也随之抛弃，社会上不孝之徒屡见不鲜，父母把不孝子女告上法庭者有之。鲁迅当年抨击过二十四孝图宣扬的荒谬愚昧的封建孝道，但我们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孝道本身的美德，就像因为美酒也可以醉杀人，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美酒之美一样。

曲阜市委提出“不孝不提拔”新政的意义在于，利用孔子故里这个名牌效应提醒人们“孝道”对官德正确引导、对社会道德正面影响的重要性。对于当代来讲，中国封建社会是落后的，但中国封建社会同样也创造了人类文明，有些是恒久的文明。中国儒家文化以孝治天下的文明理念内核同样可以让我们这个时代加以利用。当然，再好的制度也有漏洞，都有投机钻营、沽名钓誉者，否则，就不会有汉童谣“举孝廉，父别居”了。但暇不掩玉，要看主流。

同时，好的制度也需要好的方法。希望曲阜“不孝不提拔”新政能有好的方法出台。其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求一步到位，要渐进，以实际效果为标准，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先做到什么程度，关键是引导和筑起这种理念。同时提倡孝道不是孤立的，不能只用在提拔不提拔上，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比如在中小学生德育中如何增加孝道的内容，比如在一定范围内推选表彰孝敬父母的典范。。。当然，对拟提拔的干部可以先设底线，凡是在拟提拔干部公示出，对举报证实不孝敬父母的公务员坚决不予提拔。还要说一点就是，要把各项提拔干部的条件弄扎实了，“不孝不提拔”新政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