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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对现代人性价值观的叩问

(2014-03-13 14: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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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杂谈

分类: 好书推荐

《倾城之恋》对现代人性价值观的叩问

作者:张爱玲


 http://s12/mw690/0033UWXagy6Hh4FeAif5b&690

作者简介:

张爱玲(1920~1995年),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童年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往上海。中学毕业后到香港读书。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1942年应《西风》杂志“我的生活”征文写散文《我的天才梦》得名誉奖。1943年她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第二炉香)被周瘦娟发在《紫罗兰》杂志上。此后三四年是她创作的丰收期。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秧歌》、《赤地之恋》。事实上,张爱玲在50年代已完成她最主要的创作,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赤地之恋》、《半生缘》等等。1949年上海解放后以梁京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小说。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1955年旅居美国。在美与作家赖雅结婚,后在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在美过着隐居生活。199598日,被发现老死于美国洛杉矶公寓。

 

背景介绍:

对于1940年港战围城18天,张爱玲在《烬余录》中写道:“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费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战争巨大的破坏力量,使张爱玲体认到文明潜在的自毁因素,感觉到思想背景中出现了某种面目模糊的“惘惘的威胁”:“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对张爱玲来说,港战的一场经历,使少女时期记忆悲酸的她,并意外地体会到一种浓浓的末世感觉,在这种感觉里,时间是终止的,文明的根基已然毁坏,未来是什么概念,早就难以把握,人世种种,只不过是炮火余烬中废墟里的种种难堪而已。这就是她在《烬余录》中无意中透露的《倾城之恋》的写作原型。

 

小说概要:

白流苏出身于式微旧家庭,她虽然接受了封建包办婚姻,但当性情暴躁的丈夫对她百般虐待时,流苏并不是像大多数旧式女人那样委曲求全忍辱偷生,而是愤而与之离婚回到娘家,可是在娘家人眼中流苏是嫁出去的女儿,已是外面的人了。随着家道落败,生计日益艰难,兄嫂们就开始想方设法赶走流苏。此时母亲的冷语无情和兄嫂的冷眼无义让流苏感到这个大厦将倾的贵族之家已不再是她最后的庇护所。特别是当过去笼罩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上的亲情面纱被金钱势力彻底撕毁之后,流苏强烈地感觉到它所散发出的腐败与死气。流苏不愿被动地接受这一残酷命运,她准备再次出走,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家族,她要为自己另外找一条生路来,但她又有什么资本找到这条生路呢?正如流苏自己所说,她是个“顶无用的人”,而在失去了旧家庭给予她的身份和尊严等等这些保护伞之后,她只剩下“还不老”的自己,除此她一无所有,一无所长。流苏所能看到的唯一出路,就是用自己残存的韶华再结一门亲,所以当范柳原这个理想结婚人选出现时,流苏首先并不是为他的风仪与魅力而动心,她心中涌动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与范柳原结婚,以获得经济的保证。她很清楚如果“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的抓住一个男人,是一种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千方百计要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妻”。在流苏眼中,婚姻的目的不是寻求情感的归宿,而是获取必要的物质倚靠以保障生存的方式和手段。

范柳原生在异邦,长在他乡,接受的是西式教育。由于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他的身份也无法得到确认,他孤身流落在英伦,吃过一些苦,这些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虽然他在后来也争到继承权,是被硬硬挤出家族谱系的孤独个体。他们的心都是虚飘飘的没着落。所以他第一次见到流苏就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能够看出流苏在家庭中的艰难处境,也能体会她受到的精神压抑。在她身上,他感觉到了那种非常熟悉的没有根的凄凉和惶惑。范柳原是真正懂流苏的,他曾多次提到流苏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她的“特长是低头”,他看出了流苏具有的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奴性。虽然流苏准备逃离,却始终无法获得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她只能依附于他人。而范柳原也是想着逃离,只不过他要摆脱的是对之失望已极的人类文明,回归到自然与原始中去。然而同流苏的命运一样,他最终也逃不掉,他必须依附于这个社会。他和流苏是一对无力掌握自己命运方向的软弱无力的可怜虫。由于命运相似,使得范柳原千方百计地要得到和流苏在一起的机会。应该说,一开始他对流苏是抱有幻想的,他希望流苏能给他一点真心,能像他懂她一样懂得自己。但很快他就明白这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流苏不愿意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他,两人无法产生心灵的交流和沟通,他不过是流苏想要得到的结婚对象而已。正如他做不了自己的主一样,流苏也无法主宰自己的感情,现实的重压已使她丧失了爱的能力,除了自己她根本不会爱别人。流苏就是这样“一个自私的女人”,而范柳原也“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人”,他想要得到的不过是浊世中的一点真爱,既然得不到对方真心的回应,他也绝不愿付出自己的真情。流苏与柳原就这样互相计较互相盘算这,两个人只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掩藏了真心,根本无法达成真正的契合。

流苏在她第二次寻求婚姻的过程中用尽了所有解数,也受尽了种种委屈,却仍无法得到她想要的婚姻和名分。迫于生存的压力,她只能退而求其次,做了范柳原的情妇。1940年,香港的陷落不仅成全了流苏,也成全了范柳原。他亲眼目睹了文明的毁灭,战争的炮火轰毁了所有的浮华,使得“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失去身外之物的文明人,最终只剩下纯粹的自己。除掉了外在的束缚,人们终于能够坦诚相对,平等相处,所以他和流苏能在刹那间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两人真正达到了谅解。等待流苏的恐怕也只有堕落一途。白流苏意外地得到了令人羡慕的圆满结局,但这一如意的结局并没有消解她“求嫁”过程中的悲剧意义,所以婚后的流苏并没有感到新生的自信与喜悦,相反,她心中却充满了一片苍凉和怅惘,在前面等她的仍是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她仍必须日日为了婚姻奔忙,当一切恢复到站前的原状时,范柳原也很快滑回到他的老路上,“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阅读指导:

在《关于<</span>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一文中,张爱玲以嘲弄的口吻说:“写《倾城之恋》,当时的心理我还记得很清楚。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此外我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思,对白,颜色,诗意,连‘意识’都给预备下了:(就像要堵住人的嘴)艰苦的环境中应有的自觉……”小说里,张爱玲不断强调“成全”了白流苏,在结尾的部分,更着意地回应小说《倾城之恋》的主题:“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然而,实际上,张爱玲是以这种“成全”了白流苏的调子来描写女主角那种不圆满和不满足的感觉。此外,在作品结构和人物描写上张爱玲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有头有尾、首尾呼应和“传神”、“写意”的表现手法,又成功地借鉴了外国小说象征和暗示、重意象和心理描写的表现手段,具有贴切而深邃的寓意。

 

《倾城之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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