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中国人是很容易变成奴隶的，而且变成了奴隶还万分喜欢。

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

中国人现在胆子格外小了……这样的害怕，一动也不敢动，怎样能够有进步呢？

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就像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

中国人向来就没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我希望有若干留心各方面的人，将所见，所受，所感到的都写出来，无论是好的，坏的，象样的，丢脸的，可耻的，可悲的，全给它发表……

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由历史所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

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的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象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