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飞扬帏兀之气，峥嵘飞动之势，一气喷薄，真味盎然，沉郁顿挫，苍凉悲壮，随意下笔而皆具元气，读之而无不感动心脾者，杜公也。”方东树的评价精辟地概括出了杜甫诗歌的特点，其中的沉郁顿挫、苍凉悲壮尤为典型。而很大程度上，造就杜诗沉郁顿挫、苍凉悲壮的正是他沉重的忧国忧民之心，是他心中对祖国、对百姓的一片热诚。

杜甫虽然出生于盛唐时期，整个青壮年时代也是在开元时期度过的，但其一生的大半都是在漂泊中度过的。安史之乱之后，繁花似锦、充满了浪漫气息的盛唐在一瞬间堕入到苦难之中，原本雄浑大气、乐观自信的盛世唐音化作了痛彻肺腑、凄凉无告的衰世哀鸣，盛唐的高华爽朗变作了中唐的消沉萧瑟……

杜甫作为这个时代转折的伟大诗人，亲眼目睹了安史之乱时百姓在穷兵黩武和乱政统治下遭受的苦难，亲生经历了妻离子散的悲惨境遇，苍凉悲壮之情油然而生，并在其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中也无不刻录着杜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体现着他浓浓的忧国忧民情怀。

在杜甫之前，屈原也有着一颗忠君爱国之心。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时刻不忘楚国兴亡，时时关心楚国的前途命运。“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他虽然知道这样会危及自身，但是还是把国家放在首位，担心楚国的政治。屈原希望“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离骚》中屈原多次以“美人”自喻，表达了他对楚怀王的一片忠心，并雄心勃勃地要为楚怀王引路。虽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其爱国之情最终还是战胜了诗人去国以实现自身政治理想的私心，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尽在其中。可以说，杜甫的“穿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正是沿袭了屈原之情。

天宝五载（746），杜甫就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来到长安，希望一展宏图，为国效命。而当时李林甫竟让应试者全部落第，这不仅使杜甫的政治理想受挫，而且生计也无着落，整整困守长安十年。理想落空、生活潦倒的杜甫更看清楚了朝廷的腐朽、民生的苦难、世态的炎凉，但这并没有减弱杜甫对君国安危的拳拳忠心，对民族存亡的焦心牵挂，对黎庶的真心同情。相反，这些更坚定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更加深了对百姓的了解和同情。

《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杜甫试以撕心裂肺的哭声震撼整个时代，讽刺唐玄宗为开边而多征兵役，表达了其对百姓无限的同情和怜悯。同时期所作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头叫虞舜，苍梧云正愁。”诗人在诗中用了富于暗示的象征手法，表现了其独到的“见盛察衰”的预见。杜甫针对现实，大胆揭露，流露了他对外表上依旧轰轰烈烈的大唐盛世的隐忧。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尽管当时杜甫自身难保，困顿潦倒。他还是时刻关心战局的胜败、国事的安危。

《悲青坂》一诗便是悲痛唐军青坂之败。“山雪河水野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描写了战场凄冷萧瑟之景，忧民之心油然而生。“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羌村三首》)则是作者直吐心怀，希望为广大人民呼吁。此后，杜甫又作下了著名的“三吏”“三别”，感慨“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皇城？”“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迸发着作者强烈的愤慨、感伤以及对世事无情的批判。《新婚别》和《垂老别》则描写了出征前夫妻话别的场景，一方面暴露了当时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深刻地批判安史之乱和统治阶级横征暴敛、抓兵拉夫的恶劣行径；另一方面有表现了劳动人民不怕付出巨大牺牲，积极抗战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新婚妻子劝勉自己的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老年男子感慨“幸有牙齿存”，还可以为国出征。这里，杜甫的爱国之情愈显复杂，对百姓的赞扬之情进一步提高。

漂泊西南时期，杜甫虽然身在成都夔州，其心却始终与祖国与百姓在一起。随着年岁的增长，也感伤自己未能报国身却先老了。

《枯棕》用对比的手法写了在军兴赋繁的情况下，作者对人民惨遭剥削的同情，为死者哀悼，为生者伤忧。“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一生一死，以生者发问，质问统治者。这个时期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难得的开朗之作，“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诗人心系国家，为国家战争的胜利喜极而泣，该诗不知道出了多少遭乱离而流浪的人的喜悦之情。杜甫至死都带着未能报效祖国的遗憾，其深刻的爱国爱民情怀显而易见。

杜甫关心国家命运，对君王像“葵藿倾太阳”，对百姓更是无限地同情。屈原也“哀民生之多艰”，但较之与杜甫，他的爱国情总有其局限性在里头。屈原所忠的对象是楚怀王，人民在他的诗歌中只占第二位，屈原更多的是将其爱国之心与忠君统一起来。相比之下，杜甫的忧国忧民则更有其进步性，他的“忧国”是广植于“忧广大人民”这一现实的土壤之上的，“忧国”既是“忧民”，他的爱国之情更有一种悲天悯人在其中，更具有现实的深刻性和人民性。

究其原因，其实也不难发现，两人的身世背景还是有所不同的。屈原毕竟是楚国贵族阶层的士大夫，他是一个诗人，他也是一个政治家。他在诗歌中的悲愤和痛哭，揭露和批判，必然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屈原认为必须君臣合一才能实现自己的美好政治理想。

而杜甫生平做官不大，长年过着流放的生活，虽然也将爱国和忠君统一起来，多次表达他对国家中兴的希望和信心，但是他更多时候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为百姓讲话。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杜甫为了救房琯而获罪，获罪后对社会世事有了深刻的反省和思考，破除了对朝廷的幻想，从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日渐远离皇帝而走向人民疾苦的过度。在丧乱中的艰难处境和见闻让杜甫看到的多是百姓的悲惨境遇，杜甫自然会更多地感慨百姓之艰辛。杜甫让诗歌再次回到人民，回到生活的每一个脚步，回到历史的最深处。

杜甫爱民之心更可贵之处在于，作为儒者，杜甫真正实践了儒家的理想人格。“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自京赴奉县咏怀五百字》）杜甫在遭遇了幼子因无食而夭折的突然打击后，并不为一己之忧乐悲欢所牢笼顾影自怜向隅而泣，而是推己及民“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由一己转天下，杜甫之爱国情确实让人感泣。

可以说杜甫将一生都给了大唐和大唐百姓。杜甫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诗句沉郁顿挫、悲壮凄美，虽然没有屈原、李白的浪漫旷达，但其中蕴涵着诗人浓浓的爱国诗情，这份情沉重有力，足以让世人为之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