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死猪漂流源起嘉兴生猪养殖区，根据专家提供的数据，猪的死亡率一般在5-10%。按照这个比例，嘉兴一个村1月份死猪量达万头属于正常，并非猪瘟疫情导致。不过，谜底已经揭开，非浙江农业厅所说“多为冻死”，而是养殖密度过大，细菌繁殖较快，有的乳猪得病，一死就是十几头。“村里的土地有限，没那么多地方进行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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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有记者在人大会议中心向民政部提问，“此次浙江省大规模死猪事情，据说是因为付不起火葬费，所以才把它们江葬了，请问是不是这样？”在场的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答非所问，直接按自己准备的材料流畅地回答了殡葬服务费问题，并且畅想了未来。抑或是他把问题理解为“有人拿‘死猪江葬因付不起火葬费’视为民间对殡葬服务不满的一种嘲讽”，所以爱理不理，语言系统的插头直接插到自己熟悉的那条电路上了。中国官员就是这么不懂幽默。

    尽管上海水务部门说，死猪未对饮用水造成大的影响，松江自来水水质“数据正常”，符合相关标准。说得这样轻描淡写。可上海市民一想到打开水龙头就能喝肉汤，还是恶心不已，却无可奈何。

    这事引起了外媒的关注，3月11日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请你猜个谜：什么时候在一座主要城市的水源供应地发现2,813头死去和腐烂的猪不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答案：当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时候。

    可以揣摩一下这位美国记者的心态，嘲讽、挖苦、起哄，似乎都有一点，但少不了也是因为想到那种场景觉得十分恶心。中国社会的管理如此粗枝大叶，造成了即使政府有钱，老百姓有追赶发达国家生活水准的心，却必须认发展中国家的命。因为人家的官员是佣人，拿纳税人的钱就是为了服务社会。我们的官员是主人，拿纳税人的钱是为了三公消费和面子工程，服务社会的开销总像是挤牙膏。教育如此，环保亦如此。

    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并非什么高科技，主流的方式有两种：深埋、焚烧。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已经形成了规范的动物尸体管理模式：全面及时的死亡报告、全方位开放式的收集、封闭运输、集中专业无害化处理、科学合理的循环利用，用于发电、建筑材料、提取石油。黄浦江死猪漂流事件暴露，我们国家连前面最基本的两个步骤都没做到。有限的尸体处理，也就是消消毒，一埋了之。即上海政府部门说的“就近无害化处理”。

    一位负责垃圾发电项目的朋友对我说，死猪是高热量的有机质，是焚烧发电的好材料。但由于动物尸体的处理，在我们国家涉及卫生检疫部门，很难直接用于焚烧发电，而后者属于环保部门管理。言外之意，动物尸体发电是不允许的。

    一件简单的公共事件，就能暴露我们政府部门管理的“山头主义”，个个部门大权在握，看似威严，对整个社会来说，实则一盘散沙。大量有效资源被浪费，或引入歧途，这与地沟油横行餐桌经年不绝的原因是一样的。

    嘉兴仅一个村1月的死猪就达万头，如果将周边其他地区各种动物的尸体、粪便加以利用，这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可循环有机资源。而现在，只能是“浙江风雨起苍黄，百万雄猪过大江。”让争早晚高峰的上海人，体验了一把宋词里的意境，“争渡，争渡，惊现死猪无数。”

    猪付不起“殡葬费”，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养猪人手里的死猪是一个烫手山芋，要交不少的环保费、卫生费才能处理，而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不知道这次国务院机构大部制改革，能否改出部门合作的智慧？目前看来，重点是撂铁道部的债务挑子，而不是救中国人的生存环境。

    死猪，你还打算漂多久？这个问题不应该问猪，而应该问国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