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言论之

《关于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

（4）

当时我的精神境界是积极向上的，一旦觉悟到自己的错误，立即回头，立即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对待婚姻问题，我迷途知返，后悔莫及，所以一直保持头脑清醒，努力地保护着家庭的完整。如今已到夕阳晚年，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

我要感谢时代，感谢社会，感谢各种各样的人们，有意无意地给我创造诸多可利用的优越条件，使我有条件抓住机会，使我有条件克服困难。总的说平安顺利的走过应该走的路途，最终圆了美梦。

我在《小说月报》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封面人语”中写道：

“由于新生活的感召，艺术的诱惑，革命责任心的促使，我选择了文学这条开满鲜花，又遍布荆棘的人生道路。

很幸运，有冀东，有京、津郊区，以及山东省昌乐县的大地与农民支援；有天南地北报刊、出版社的编辑扶植；加上十足的自信、又笨又拙的苦拼劲头，终于闯过加上混过了无数艰难险阻，从十七岁的少年，一步一步走到五十五岁的老头子。回头一看，确实不是个完美的成功者，可也不算个完全失败之人。

……”

写到这些，使我联想到一九五六年八月，挤到河北省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会上，那些朝气蓬勃的文学青年给我的鼓舞和力量。我忘不了一九五七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名作家萧也牧，在关键时刻对我的点拨，让我先写短篇，有了经验再写长篇。我忘不了我被《俄文友好报》“编余”而被淘汰出首都新闻界时，理论家巴人向我伸出的热情之手：他决定出版我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并主动担任责任编辑，从而我被留在北京没被轰走，出版了著作。第二年出版第二本书，并在建国十周年之际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会员。诗人郭小川成为我的入会介绍人。

从此我好梦成真，完成了我的宿愿，得以在这条路上大步地走下去。

在这本小说里，这一切都如实地写出来了，同时也坦白了我的幼稚、愚蠢所做出的错误和缺欠。

我是赤裸裸的站在读者面前，任凭读者评说、论定。

自传体小说原计划继续写下去，我应该写下去，我也愿意写下去。写我在《圆梦》之后，思想觉悟有所提高，艺术境界有所提高，朝高峰攀登，后来遇到更大的难关与考验等等必须说的话。但是，力难从心了。

我于一九九三年害脑血栓，栓的是右边，半身不遂。经过治疗，略有好转，到了一九九七年在西安又反复一次。这一次比前一次厉害，当时医院向家属报了病危，至今也不能从容地拿笔写作，语言障碍尤其严重。

但我还是想工作下去，首先是把“自传”接着写下去。因为有许多事我没说完，必须由我来说清楚，不给后代留下一个“谜”。我想接着《圆梦》写下去，但是不再讲究“文学性”，只能因利就便地用“回忆录”形式，把要说的话记录在稿纸上。

我想主要是写清楚两个部分，一是《艳阳天》酝酿、写作和出版过程，包括一九六年下放劳动，出版时遇到的曲折。二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也就是所谓的“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的情形是怎么形成的。其中包括到西沙群岛访问，到粉碎四人帮受江青的株连，全国批判、被取消五届人大代表资格等等诸多事件，一件件如实地说来。

我没有什么秘密要揭发，也不能满足一些人的好奇心。我只是如实地叙述经过，叙说我的心态，让读者看看，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里我是怎么过来的。起码要告诉读者，我不是蟊虫，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

什么时候能写出来，看我病情发展而定。我要努力拼搏，争取完成，死后不给后人留下一个疑难问题。

我希望能达到这一步！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草

刊载于《苍生文学》1998年第3期、《新闻与写作》199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