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著作自序之

《<</span>浩然选集>自序》

（2）

    这期间，我动手做起三件具体的事情：首先回到生活基地，跟老房东和基层干部一起“反省过去，思考未来”。即拿今天提高了的思想水准，重新评价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以往的农村生活，在这样的前提和基础上，继续丰富新鲜的农村生活。第二，浏览世界名著，扩大自己的艺术视野；用来比较我国的创作现状，作为重新认识文学的参考。第三，把自己出版的作品，逐字地看一遍，结合对社会生活和文学的重新认识，默默地对自己走过的脚印评长论短，尽可能地自知自明，让步子迈正，坚定地朝着既定的目标走自己的路。

    这期间，我给自己订下的戒律是：“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贪恋大城市文艺界的热闹，喜欢出头露面的浮名，就不会甘于寂寞，就难以真正地深入到农村生活中去。所谓“贫困”，是相对而言的。出版了大量作品而没有得到稿费的我，在稿费制度恢复后的今天，如若不自觉地抑制捞一点钱用的欲望，就可能粗制滥造，不能做到埋头苦写。

    在重新认识社会和重新认识文学的过程中，我一面生活，一面学习，一面写作，同时回顾以往、探索今后。尽量头脑清醒地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割弃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东西；既不让自己僵化，也不让自己随风摇摆打转。艺术实践的时候，我企图使自己的创作脚步遵循着这样的线路：在内容上保持自然真切，不断地往生活的深广处开掘；在形式上发扬民族化、大众化的传统，不断地向艺术的完美处求索。

    我从以往和今后的现实生活中，切取一些过去没有接触过的新的题材，写了一些我笔下未曾出现过的新的人物。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宗旨，即“写农民，给农民写”。

    我自觉自愿地坚持写我所熟悉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坚持作品的宣传和教育作用。经营多年的农村的“两垄地”，是我的优势所在。我惯于扶犁杖、撸锄杠，不具备“开拖拉机”的本领。“两垄地”以外的地盘再宽广肥沃、再能“发财”，我也不敢冒发贪心去大面积播撒。我只想，也只能把全部的肥、水和力气都花在“两垄地”上，才较有把握地收获我应当收获的成果。天底下没有一个作家不是在搞宣传和教育；提笔写作的时候，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自己的某种观点，希冀读者赞同和接受自己的某种观点。我如今思考的是：如何把“宣传”和“教育”做得更加艺术化、形象化，如何使自己的观点象春天的雨水那样，点点滴滴地渗入人们的心田。这是我对读者的尊重，对读者的爱戴，对读者的信心！

    歌颂，是我创作的主调。写了《山水情》、《浮云》、《老人和树》等三部再现历史失误内容的长篇和中篇，既不出于发泄，也不为着展览，更不是忘图投机。我写它们的目的全在艺术地反映时代的教训，让人们警觉，不再重蹈旧辙。在这样的作品里，我把主要笔墨使在歌颂先进的、正确的、可敬爱和可同情的人物身上。同时，我也没忘记或忽略另一面，即时代给人们带来的进步和益处。写作《姑娘大了要出家》、《能人楚世杰》，以及《火车上》、《误会》这类抨击时弊的中篇和短篇，为的是起点扶正压邪的作用。执笔的时刻，我同样怀着深切的同情、真挚的敬仰而歌颂了农民群众的优良品行与斗争精神。这两类作品的产生，是我艺术道路向前延续的一点显示，绝非属于另辟蹊径的表现。

    我从来没有否定我的过去！我不会改车易辙！

    生活是发展变化的，看作品的读者心理和欣赏习惯也在变化。因而，艺术表现形式必须相应地随着变化。我意识到这一点，尽力地改进和提高。但是，我觉得艺术表现形式的变化不能脱离开本民族的文学艺术的基础，也不能离开作家自己的素质和可能。完全抛开了本民族的文艺传统，那就不成其为中国的文学艺术了；彻底地撇开作家自己已经形成的个性特点，那就等于没有了自己。

    我在改进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形式过程中，不忘记写“自己味儿”的作品：一面写，一面惦记着喜欢我的作品味儿的那些读者，难免有“瞻前顾后”之弊。所以我的艺术改进不仅迟缓，而且效果不显。但是，我觉得稳步地移动，心里有底、踏实，也容易妥善。当然，艺术表现手法的革新和丰富，是我以后的“主攻目标”之一！

    ……

    六年多的光景过去了，呈献给读者的这几卷选集，就是这个阶段里主要创作成果。我自以为，它们是我创作生命之火再度燃烧的成果。尽管这火是微弱的，如若我当时不觉悟和不咬着牙去做上述的挣扎和拼搏，或在大时代变革面前徘徊，或因一点暂时的挫折而消沉，那么，光阴流水，瞬间即逝，六年的宝贵岁月，在我个人的历史年表上，将是一个空白。

    这次来天津，主要目的是养病，然后到津郊农村去。天津的远郊区宝坻是我的祖籍，蓟县是我的故乡，许多亲人和战友，至今都生活在那块土地上。我打算到那块土地上跟他们叙叙旧、谈谈心，共同活动一段日子，取得他们的支持，以便写完我寄托着希望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同时兼做两件事：一是按约定为百花文艺出版社把几年来写的中篇小说汇编在一起；一是参加《新港》编辑部为纪念出刊一百五十期而举行的笔会活动。到达之后，文艺界的朋友给了我热情接待。同时赶上百花文艺出版社在改革中大展宏图。其中一件令人感到有气魄的事情，就是要为一批中青年作家出版选集。社长谢国祥同志和几位编辑同志鼓励我跻身于这个光荣行列里。这对我无疑是厚爱，也是极大支持。但在开始，我因恐这样做与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在编印我的文集重复而有点儿踌躇。后来，几位好友商量一个办法：既然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文集”是从第一本书《喜鹊登枝》编起，截至whdgm结束的作品为止，那么，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这个“选集”，就专从粉碎“sr帮”以后的新作中编选。这样就互不相扰了。

     我很高兴这样做。这样做给我提供一个机会：集中地向关心我的读者、同志和朋友们，做个汇报——我这几年是怎样生活和写作的。借此求得批评、帮助。众人捧柴加油，使我的创作生命之火，接着燃烧下去，烧得长久些、旺盛些！

                          1983年3月30日草于天津睦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