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长篇小说连载之《金光大道》

第三部

（39）

     田雨有些烦躁。他觉得跟谷新民这样空对空地争论，只能来回转圈圈，不会有什么结果，就说：“按照您的意思，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吧。事实会证明谁是谁非。”

    “那当然。”

    “我去找人，找各方面的人，让大家摆事实，请您来判断判断。”

    谷新民拦住了他：“我已经让友清去找人了。你不要到外边去声张，不要打乱我的行动计划。”

    田雨这才弄明白：动身来芳草地之前，谷新民就先把王友清打发走，而到达之后，则把他田雨扣在办公室，这些都属于有意安排，是因为对他的不信任。他有些吃惊地看看谷新民那张和蔼而又斯文的面孔，对这位县长，产生一种从来没有的严重的反感。他不再说什么，转身又坐到椅子上，从挎兜里掏出一本文件，想一边翻阅，一边等待。可是，他不仅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文件的内容上，甚至连眼力也不能停留在那铅印的字行中间。高大泉的那张热情、刚毅的面孔，在他的眼前闪现；东方红农业社那张排涝治水的规划图纸，在他的眼前晃动。他想：为了贯彻一九五三年的几件重要工作，特别是贯彻五年计划任务和跟这个有关的春耕事项，好几天没有到芳草地来，也没有听取党支部的汇报；他们修渠工作遇到了阻力，他们是怎么想的，又有什么新的安排呢？田雨想，小算盘不肯让农业社在他的地里挖渠，可以理解；秦家院因此闹一场风波，也不奇怪；那么，赵玉娥闹离婚，想用这个办法来成全农业社开渠的事情，是农业社里有人给她出的主意呢？是坏人钻空子使的圈套呢？还是赵玉娥出于自发的呢？田雨想，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应当使用什么样的方法，作一个最妥善的处理呢？高大泉有什么考虑呢？谷县长抓住这个把柄，会怎样对待他？最后的结果，对东方红农业社，对芳草地，特别是对全区的互助合作运动，会起到什么影响？这可是关系重大呀！田雨想，春忙季节已经开始，把人们的精力和时间都纠缠到这个民事案件上，对东方红农业社的生产，对芳草地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对贯彻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精神，都是相当不利的。他又反过来想，矛盾纠葛已经挑起，谷新民已经插手，而且大作文章，要回避是办不到了。他想，谷新民今天这个行动的思想根子，自然在对农业互助合作的轻视、歧视上边。这是原则问题。田雨决心大胆地站在农业社一边，即使在赵玉娥闹离婚这件事情上，农业社有责任，也得从爱护出发，帮助农业社的同志提高认识，恰如其分地解决纠纷，绝不能扩大矛盾，损害互助合作组织。他想到这些，决心已经下定，情绪也就安定下来了。

    谷新民点上一支香烟，一边抽烟，一边继续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他决定暂时不理睬固执的田雨，免得招惹出有损自己尊严的言辞。他想，只要扣住田雨，不让田雨出去串通，一会儿把案件的当事人找来，当场突然揭开盖子，就能捎带着使这个区干部受到教育；而后，用一些比较策略的办法，把天门区的不正之风扭一扭。

    这个办公室没有生炉火，也许好久没有人办公事了，一股凉嗖嗖的空气袭击着谷新民的手和脸。他踱到南墙边，随便翻了翻刚撕下几页的日历。他从墙壁上张贴着的破旧标语和表格上，还能看到一九五一年搞生产自救，在这里设置收鞋站的残痕。一只黑色的小蜘蛛，感到了春天的气息，悄悄地试探着活动起来。它没有吐丝结网，只是沿着粗糙的泥壁缓缓爬行，像等待机会。

    平时，谷新民每逢下乡来，都是停在区公所这一层，很少到村公所坐坐，尤其是好几年没有迈进过农家小屋了。他对农家情景的了解，还是过去的，远到抗日战争期间，近到土地改革刚开始那一阵儿。他对今天农家情况的一知半解，多半是在汇报上听来的。他曾几次下决心蹲在一个村，解剖一下迈进新社会门坎儿的农民，可惜没办到。工作太忙，事情太多，他没法坐下屁股实现自己的心愿。但是他关切农民的心情，一直是强烈的。在天门镇，他从炊事员范克明那儿听到芳草地这件新闻，又找王友清，叫来民政助理作了汇报。这桩意外的坏事，不仅触动了他的感情，而且使他的胸膛里迸发出一股怒火。随后，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的判断越来越肯定，他的对策越明确、坚定，火焰不断上升。如今赶到现场，要着手处理的时候，他的怒气反而平息了许多。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习惯。他既容易冲动，也容易冷静。这位文学艺术的热衷者，因为日月的流逝，职业的变更，虽然再不容易唤起创作的热情，也失去了艰苦执笔的毅力，却给他留下了文学家具有的特性。比如，他善于把互不相关的问题，迅速而又巧妙地加以联想。他善于用联想揣摸人的心理状态，通过这种方式，造成他对人对事的印象，而后再在印象的基础上得出判断和结论，决定他的爱憎。如此一来，尽管他对问题的反映是很快、很敏感的，然而，这种文学创造手段应用到复杂的社会工作上，曾使他犯过不少违背客观实际的错误，曾使他在认识的反复中吃了不少苦头。这一点，对他来说是难以改变的，因为他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应当改变。他对待高大泉的态度，恰恰是他的那种思维逻辑的一个产物。他一直把高大泉当成一个农民看待。每当高大泉一个行动反映到他的头脑里，他就把高大泉跟他从年小时候认识的农民，从文学名著中认识的农民加以联想，加以揣测，得出的结论总是离不开“农民的自私”。他常把“农民的自私”分成两类，一类是强者的专横，一种是弱者的怯懦。在他看来，高大泉固然属于前者，而那个经常跟高大泉闹对立的秦富，则归于后一种人。因为这样，他谷新民，作为一个一贯同情农民，而今又在领导岗位上掌权的人，自然要压强扶弱的了！今天的芳草地发生的事情，引起他对“强者专横”的愤恨，对弱者怯懦的同情。当他认为把问题已经看准，又有了对付办法的时候，他就冷静下来了。他决心用今天的机会，狠狠地打击高大泉，给秦家以有力的扶植，让芳草地正气伸张，歪气下降。同时，让糊涂的田雨受到教育，让固执的梁海山清醒清醒。他想，为了这个芳草地，为了这个高大泉，他跟县委书记梁海山的分歧一直在加深着。他清楚，这种分歧，绝非局限于一个具体村庄和一个个别的村干部上面，而是，对县、区领导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寥寥无几的农业社上呢，还是放在占压倒多数的自耕自种的单干农民身上！他认为，像梁海山这样对目前不可能有大发展，因而也不可能有大作为的农业社如此津津乐道、千方百计地提倡、鼓吹，起码是策略性的错误，其结果会给全县的工作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他想，不在芳草地选用今天这个适当机会，抓住迫害单干农民这个典型例子来打开缺口，就难以说服梁海山；说服不了梁海山，就没有办法按照他谷新民自己的心愿和理想改变这几十万人口地区的旧面貌。如果这样工作下去，实在无聊，太没有价值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