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27日上午，父亲迎着飒飒的寒风，来到15路月坛公园公交车站，等候着他的客人。

这是位什么客人，还需要父亲亲自到车站去等待、迎接？

来人与父亲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而且从未谋过面，仅仅通过两封书信。这个人就是来自南京的，年龄比父亲整小一轮，当时还是一位中学教师的张昌华。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是让我从头开始说起吧。

1977年秋日的一天下午，张昌华到邮局去领取朋友从上海给他寄来两本《辞海》。就在这天下午，在这家邮局里，他用他心爱的，还不曾翻阅使用过的工具书——《辞海》，从另一个不相识的人手中换取了他更心爱的物品——“作家浩然”的一幅字。张昌华欢天喜地地拿着“浩然”的书法回到家，不久后又用他当时工资的三分之一装裱起来。有朋友看到这幅字后，半开玩笑地告诉他说，这幅字是假的，不是作家浩然的手迹。

1978年初，一些地方报刊开始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张昌华闻讯后，很为父亲揪心，但也无可奈何。这一年的11月底，张昌华看到了父亲发表在上海《少年报》上的一篇儿童故事《七月的雨》，这让他从心里感到高兴，为父亲的复出而高兴。但是自己手中的那幅字，到底是去的真迹，还是赝品，却依然是悬而未决。尽管他非常希望那是真的，但没有得到最终确认之前，心里总是有个疙瘩，感到很别扭。张昌华决定给父亲写信询问一下，因此不知道父亲通信地址的他，把信直接寄到了上海《少年报》。

出乎张昌华的意料，回信不到两周便寄来了。父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张昌华同志：

惠书收读，对您的厚爱，我十分感谢；您因此而上了当，又使我深为不安：我写字的基本功极差，从来不敢献丑，您得之条幅，是假的。现寄上《艳阳天》一套，希望它能起一点弥补作用。

除《少年报》那篇《七月的雨》之外，今后我将“偶尔”地发点小稿（主要给孩子们写）；它们都不能代表我艺术思想的基本状况。我正在探索；其成果大概得几年之后方能有所显现吧？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不会放下手里这支笔：我自己没有权力放下，任何人也没有权力迫我放下！这方面请您放心。

顺颂

教安

                                       浩然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收到父亲的亲笔书信和作为补偿的《艳阳天》后，张昌华感到意外和激动，他在给父亲的回信中写道：

敬爱的浩然同志：

手捧赐书，激动不已。一位闻名全国的大作家，对我这个无名的小读者是如此之热情，怎不令我无比激动！您在百忙之中，抽空作复，不仅回答了我的难题，“考”出了我中堂上的那幅“咏梅”是伪作，且关怀入微惠赠《艳阳天》一套。吾深感受之有愧，不知何以感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张昌华将那幅赝品寄给了父亲，作为一个纪念。张昌华深知一个作家的时间宝贵，因而每次都在信中说明不必作复。但父亲只要有时间则总是及时回复。

父亲收到那幅赝品后，又给张昌华回了一封信，这封信的抬头，则不是“张昌华同志”，而变成了“昌华同志”。笔者想，这一小小的变化，不知张昌华当时是否注意到，但从父亲这方面讲，则表示两个人已不是“陌生人”了。

为了能和自己尊重的作家见上一面，1979年11月，张昌华好不容易才争得一个公费进京的机会，匆忙办完了公事，便赶到北京文联。父亲没有事情是不用天天到单位的，张昌华自然也没有在文联见到父亲。在文联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张昌华与父亲通了电话。当父亲得知张昌华正在北京时，十分高兴，立即邀请他到家做客，告诉他坐什么车从文联来，在哪一站下车，并询问了他的衣着和相貌特征，叮嘱他下了车不要动，在车站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