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三十七）

 孙 谦 

（1）

父亲浩然与作家孙谦相识。

按照现有的文字记载，父亲与孙谦只见过有数的几次面。

不知父亲1956年从《河北日报》调入北京的《俄文友好报》之后，是否采访过当时还在北京的孙谦，或是找他约过稿件？不知他们是否在后来的某些活动中曾见过面而相识？不知他们是否相识在1974年的2月14日？这一天，孙谦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父亲的日记中。那天的上午，父亲苦苦思考着如何下笔撰写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的斗争故事，下午先去北大医院看望一个住院的朋友，然后便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看望正在那里创作电影剧本的好友杨啸、张长弓等人。当时，马烽和孙谦也住在“北影”招待所写剧本。父亲在那里与他们见了面，并做了一番交谈。

197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文艺工作的江青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集部分作家、导演、演员等艺术家开会，父亲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后，也于17日傍晚赶到大寨。父亲到大寨的时候正赶上吃晚饭，放下行李便来到餐厅，晚饭后又到昔阳县礼堂，观看晋剧《杜鹃山》。夜晚，父亲与成荫、张平、张连文等同志住在一个房间里，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得空去看望也在此开会的马烽和孙谦。他俩对父亲说，他们也接受了新任务：马烽要写《长征》；孙谦要参加《创业》的重写。他们嘱咐父亲不要推辞，一是因为办不到，二是那样也不好。等晚上吃饭时，江青明确提出了让父亲与成荫负责电影《井冈山》的创作。19日，父亲与马烽、孙谦等人又按照于会泳的要求，整理了一天江青的有关讲话和布置的任务等材料。20日早上，父亲与孙谦等人乘坐江青的“专列”离开昔阳，直到当天夜里才回到北京。

9月29日下午，父亲到出版社和文化局办完事情后，直接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专程看望住在这里的马烽和孙谦，而这一次的会面，不知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1976年2月5日和7日，父亲两次参加了重点影片创作人员的会议。虽然父亲在日记中没有明确写上参加会议的人员，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孙谦也一定在参加会议的人员之列。

1984年3月1日至5日，《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在河北省涿县联合召开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的近60位作家、评论家。2月29日傍晚的时候，父亲来到涿县的桃园饭店。刚走进饭店，父亲就看到早已来到马烽、孙谦、西戎等几位山西作家；吃过晚饭后，孙谦等人就来到父亲的房间交谈聊天。在这次会议上，大概就是父亲与孙谦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会面。

农村读物出版社1986年出版了父亲主编的《中国农村小说大观》一至三卷。父亲把山西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作为第一卷，并给相关人员写去了约稿信，这里面就包括着孙谦。很快孙谦应父亲的要求寄来了他的作品。父亲为每一位入选的作者亲笔编写了作者小传。父亲为孙谦的小传是这样编写的：

建国后不久，有一部国产的电影故事片，名叫《陕北牧歌》，曾经轰动城乡，热乎劲儿经久不衰。同时，在舞台上，在广播里，在小山沟和大车道上，时时能听到这部片子的插曲“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那动人歌声；不少青春年少的人喜欢唱，连一些老人也情不自禁地裂开嘴巴哼几句。这样的盛况，四十岁以上的人当会“记忆犹新”的。

影片的剧作者就是孙谦。

他原名孙怀谦，山西省文水县南安村人，一九二年生。他没有上过电影学院，小学毕业后，就在一九三七年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九四年到延安学习艺术，也不是学的电影。可是在一九四七年，也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开始的时候，革命斗争却需要他做他不会做的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奉调去东北电影厂当编剧，路上走了半年多，第二年五月间，才到达黑龙江省的鹤岗。在进电影厂之前，我只看过两三次电影，对编剧知识一无所知，就连电影是怎么回事也搞不清楚。经过一年的学习、借鉴、苦恼和摸索，又到长春前线参加了一阵子围城斗争，回头又到农村组织支前队伍，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和失败，我于一九四九年春，写成了第一个电影剧本《盐》。……”

从《盐》开始，一个一个的电影剧本从孙谦的笔下诞生出来：《农家乐》、《光荣人家》、《葡萄熟了的时候》、《丰收》等等十几部；除个别本子，都是写农村生活的。在他那一代作家里，至今仍属于高产的排头兵！

一九五七年，孙谦从北京调到山西省文联搞起专业创作，他又把写电影的那股子拼搏劲头，用到写短篇小说的奋斗之中，一年后就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伤疤的故事》。他本来可以写很多的好小说，可惜此后许多年，总是“在病中接受批判”，把大好光阴全抛费掉了！

孙谦是写电影的高手，所以他的小说极富戏剧性。平凡的农村生活，或被他写得惊心动魄，如《伤疤的故事》；或被他写得趣味横生，如《大门开了》；或被他写得亲切感人，如《南山的灯》。

他的新作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南山的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