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之

《关于〈艳阳天〉〈金光大道〉

的通讯与谈话》

（5）

 第三、《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并非完美无缺，它们反映的是五十年代的生活内容，写作的时间是在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初。作者的思想认识水准，不可能不受历史环境的局限；当时的文艺思潮，肯定会对作品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应当公平地看它们的主流。从庞大的躯体上挑出几块伤疤，就宣判它们的死刑，作者能服气吗？读者能赞同吗？

更有甚者，把连伤疤都不能算的东西，也指鹿为马，煞有介事地加以批判。例如《金光大道》的主人公叫“高大泉”，就有高明者发现，这是“高大全”的谐音，是要把人物写得又高又大又全；于是，扣上了属于“四*人*帮”反动文艺口号的帽子。罪名之大在于，我成了这口号的发明者。因为谁也没有查到“四*人*帮”中的哪个分子，在什么“讲话”和文章里喊过“高、大、全”的口号！

当然，有些同志不明真相，又没查对，听别人说自己也这么说了，我完全谅解。我向这些同志作如下一点解释：

《金光大道》这部小说，早在五十年代末期我就酝酿过，一九六五年，也就是“文*革”前夕，我把《艳阳天》第三卷稿子改一遍，等待编辑部审查的空隙，一鼓作气，草拟出第一部，书名叫《金光大道》，村名叫“红枣村”，主人公的名字就叫“高大泉”。这稿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谢思洁同志看过，给我以不小的鼓励，于是我立即到深山区怀柔县得田沟深入生活，补充素材。到了第二年，我返回北京，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一九七年底，我写王国福的传记小说，刚拉出提纲，《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让文艺作品写真人真事。于是，我就把王国福的材料，跟原来《金光大道》的小说，揉和在一起写起来。实际上，只用了王国福童年的一些材料，集中在“引子”部分。正文全都由《金光大道》原稿修改而成。

一九六五年前的《金光大道》的部分原稿，被我女儿无意中保存下来。这是说明问题真相的有力证据。可惜，我没办法让更多不知真相的同志们看看！

总之，社会生活现象和社会思潮是复杂的。影响着作家创作及其作品的，既有作家执笔写那作品的“此时此地”的特定时代作用，尤其有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彼时彼地”的时代作用。文学现象是复杂的。一部作品的问世，尤其是中长篇小说，都有其相对深远的形成过程。作家的世界观、艺术观、以及思维方法，也是复杂的。评价一部作品，不认识到这三方面的复杂性，不把三者联系在一起客观地、冷静地、尽量公正地分析研究，而只是从今天的政治需要出发，又用今天的政治水准做尺度，以没有核实的对作家的冤屈之辞为依据，就简单、省事地给予定性，这起码是不严肃不尊重客观事实的轻狂，更谈不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这样的评论著述问世，跟目前流行的廉价吹捧一样，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1982年8月12日在丹东与东北地区高等院校

                    写作讲习班学员谈话的一部分

发表于《百柳》1987年总第39期。收入《小说创作经验谈》（改题《关于〈艳阳天 〉、〈金光大道 〉的通讯与谈话》）。编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浩然研究专集》（改题《关于〈艳阳天 〉、〈金光大道 〉的通讯与谈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