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

《多给农村的孩子写点书》

（2）

 对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没有比他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实际影响更为幸福的事情了。从那以后，十八、九年来，只要不是因为政治运动而被迫放下笔，我每年都要给农村的孩子们写一些读物。截至目前，我已经出版了《小河流水》、《“小管家”任少正》、《翠绿色的夏天》、《翠泉》、《七月槐花香》、《幼苗集》、《小猎手》、《欢乐的海》、《丁香》和《大肚子蝈蝈》等十个短篇和中篇的儿童故事集。因为艺术水平低，还有其他原因的局限，我没有写出儿童文学的精品。但是这不算太少的数量，起码可以证明我的诚心诚意吧？

我决心为农村孩子们写一辈子

    近两年来，常常听到一些专业和业余的作者同志议论：农村题材的作品不好写了。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感觉。细细地思索一下，这种情形大概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农村的形势变化很快，许多新的具体政策都在试验和推行过程中，作者一时间看不准，或把握不定。另一方面是作者习惯了过去一些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的套套，刚刚摆脱之后又觉得没有了依傍、无所遵循了。例如，“四人帮”作乱的时期，反映农村儿童生活的作品，许多篇章不是写小孩子捉特务，就是写小孩子跟自己坏行为的父母等作斗争的故事情节。这类题材当然可以写些，但是形成了公式，全是一种调门的作品，当时就没有被小读者接受，现在更没有人看了。那么，没有了“敌人”或“坏人”这种对立面，又怎么构成作品生动有趣的情节呢？

    我正在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同志劝我写点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特别是知识分子恋爱题材的作品；说报刊欢迎这类的东西，读者也爱看。这样的作品当然可以写，可是我如果避开困难，另走新径，就违背了我的志愿。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农村的父老和大地养育了我；长期地共同生活和战斗，我们建立了不可分割的感情；几十年学他们，写他们，我对他们比较熟悉——因此，我的誓言之一，就是写一辈子农民，当一辈子农民的代言人。

    解决这矛盾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到实际生活中去，通过具体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来探索前进。关在书房里“思索”是行不通的。我带着疑难的问题回到农村，回到我的“生活根据地”，用今天新的认识水准，重新观察、重新研究农村现状和农民现状。对过去的生活积累也来个再认识。我陆陆续续地在京郊顺义、密云和通县呆了几个月。农村的现实生活永远是新鲜的、丰富的、具有独特色彩的。只要作家稍微地解放一下思想，让自己脱开框框，自由自在地看一看、想一想，就会发现许许多多可以而且十分应当大写特写的题材。那几个月的时间不算长，可是我得到的收获却不算少：不仅结合新的感受，构思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男婚女嫁》（已在河北省大型文学丛刊《长城》上分两期发表），还为我的儿童文学创作吸取了许多素材。例如在第九期《儿童文学》上发表的小说《一粒砂》，就是其中一篇。我的收获不仅仅得到一些写作材料，重要的是，发现农村孩子在思想品德方面有许多可针对做文章的新鲜课题。一九七九年一年间，我起草和修改定稿了十几篇儿童故事，我准备把它们编成一本书给出版社。我希望它印出来之后，能够被送到农村的孩子手里。

    我常常想中国的儿童有几亿，今天的儿童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品德，未来的国家就会是个什么样的面貌。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去哺育孩子们的美好的心灵，让他们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优秀接班人，这是多么神圣的使命呀！一个作家的作品，如果能够在自己的祖国儿童一代的心田里扎下根子，伴随着儿童们长大成人，那将是他艺术生命实实在在的延续，是他辛勤劳动的最高报酬，是他事业上最可珍贵的成功！

    我没有给孩子们做出应有的贡献，是很惭愧的。我要尽最大努力，多给孩子们写点书，争取写得好一些。

                                   1979年12月27日整理

    作者附记：这篇文稿，是从我最近编印的几本儿童故事选集的后记中摘录出来，又经过加工而成的；发表在《群众文化》上，一是替孩子们呼吁两声，一是想跟搞群众文化工作的同志们交流体会，以便得到批评、指导。

发表于《群众文艺》1980年第4期。收入《答初学写小说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