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三十一）

 郭澄清

（2）

1965年底，父亲来到京郊怀柔县参加“四清”，直到1966年6月底工作结束才返回城里。父亲在参加“四清”时，曾接到过郭澄清写于1966年5月24日的一封信：

浩然同志：

    您好！

我这次来京修改长篇，曾几次多方打听，没有找到您的“下落”。后来，得知您在乡下搞四清，不能见面了，很遗憾。

您发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我读了后，受益很大，谢谢。只是您指出的缺点少了些，轻了些，特向您提出“抗议”。望今后继续多帮助我。

我打算于六月初回宁津。如有空，望能给我写封信。因为我很想您。

祝贺《艳阳天》第二卷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寄给我一本，我一天一夜读完了，很好。比一卷更好。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12月的一天下午，父亲从单位回到家里，看到郭澄清留下的一份材料和一个条子。晚饭前，郭澄清再次来访。两个人畅谈到晚上九时半才分手，虽然出版社已经赠送给郭澄清一本《艳阳天》第二卷，但父亲还是签赠了一本送给郭澄清。不久后，父亲将郭澄清留下的材料转给了《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朋友。这份“材料”是稿件，抑或是其他什么，因没有详细记载，就不得而知了。

1970年，郭澄清开始了专业创作，比父亲重新回到专业创作岗位整整早了一年。这一年，郭澄清到北京参加修改《奇袭白虎团》的京剧剧本，住在二七剧场，他虽然几次给父亲打电话，要与父亲见个面好好聊一聊，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风骤雨，使父亲在许多问题上接受了教训而显得顾虑重重，与好多人断了通信联系。尽管他也担心有可能引起误会，还是找了种种借口没有应允。父亲在这点上显然是有些多虑了。

1972年7月6日，正在故乡蓟县访问、写作的父亲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郭澄清到北京送稿，要来看他。得知消息的父亲第二天就赶回北京，先到出版社与郭澄清见了一面，又去处理完其他事情后，才再次赶回出版社，接着与郭澄清交谈，一直谈到晚上近十点。7月8日晚，郭澄清来到家里看望父亲，并提出希望父亲能够促进一下出版社，为他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印征求意见本样书。在笔者的印象里，当年确曾看到过这部书的征求意见本，不知这里面是否包含有父亲的“功劳”。而在郭澄清1972年底的一封信中，似乎也能印证，至少能证明父亲对郭澄清及《大刀记》的出版是关心的，从这封信中也反映出郭澄清对父亲的敬重和感激之情，以及他与父亲几次交往的深刻记忆：

读了您的亲笔长信，使我十分感动。您写这封信时的心情，我是能够充分理解的。您将如何对待我的习作《大刀记》，我也能够完全想象得到，并且，已从北京方面的一些来信中，得到了一些情况。您这封长信，是继您评《社迷传》后，再次表现出来的对我的栽培心情。……也许是因为，您“灶温”设宴我记忆犹新，您“炒豆胡同”登门找我我耿耿于怀，您和我的“小院”长谈我一直未忘。浩然同志，说老实话，我现在常常以和您不是“初交”而感到幸运，常把我自己早就是您作品的热爱者、敬服者而引为自豪。当您的创作还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我就把您的作品当作“范文”来读了。……浩然同志，我总觉着您是了解我的，我相信您不会把我这些话看作是“吹吹拍拍”。……当我去京改稿见到致远同志的时候，向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去所在的地方看看您。……浩然同志，您对《大刀记》的关怀心情使我不能不告诉您……致远同志，以及出版社的其他一些领导和编辑同志，对我和《大刀记》都是出于无产阶级的感情而非常关怀的，我想在这方面您一定能尽到作为我的朋友的责任。……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向您表示由衷的谢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