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二十九）

 郭卓

（2）

《收获》在1964年发表了《艳阳天》第一卷后，到1965年两年的时间里，又陆续发表了父亲浩然所写的《眼力》、《办公桌和小推车》、《前进旅馆》、《动手》、《认错》、《追赶》、《慈母心》、《争先靠后》及《老师和学生》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除了《追赶》之外，都收入到后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老支书的传闻》之中。尽管没有文字记载《收获》发表这些作品时的责任编辑是谁，但根据后来的情况推断，责任编辑应当还是郭卓。

《收获》杂志社，也就是郭卓自1965年底开始，就三番五次打电话、发电报，向父亲浩然催要《艳阳天》第三卷。父亲浩然原打算与出版社交换完意见，修改后再由《收获》发表，但经不住杂志社的一再坚持，只得答应他们的要求。《收获》1966年第二期刊载了《艳阳天》第三卷。这次刊载又不是“全貌”，出版社怕影响出书，不同意刊物分两期发，因此只刊载了二分之一强的内容。无巧不成书的是，《艳阳天》第一卷发表在《收获》1964年的复刊号上，而第三卷则发表在《收获》1966年3月25日出版的停刊号上，这一天又恰巧是父亲浩然34岁的生日。

父亲浩然与郭卓从一开始的纯“业务”关系，通过相互间了解的不断加深，逐步发展为好朋友，即便文*化大革命中在有意无意间与许多人断了联系，但与郭卓却始终保持着。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6年2月，父亲浩然从“四清”地京郊怀柔县得田沟回到市内参加一个会议，而这时恰巧郭卓来北京出差。2月6日下午，两个人见了面。在聊天过程中，郭卓希望父亲浩然以后能集中精力，写出一部超过《艳阳天》的小说。父亲浩然将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

1967年8月19日，父亲浩然受亚非作家常设局的委托，陪同巴基斯坦作家肖卡特在北京、上海等地参观访问。31日傍晚在上海送走外宾，第二天上午郭卓便来到父亲浩然住的饭店。晚上，父亲浩然与上海文学界的朋友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李根宝、仇学宝等十余人在郭卓家聚餐。这次聚餐十分热闹与融洽，一直呆到晚上十点多才告辞回饭店。

1969年4月12日，在北京西郊教育行政干部管理学校参加斗批改学习班的父亲浩然回家过周末，这一天，他在家接待了从上海到北京来的郭卓。

父亲浩然与郭卓，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而且由于编辑部的原因，郭卓也很少能有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所以两个人相见并不容易，他们用那个时代人们最常用的联络方式——信件保持着联系，而父亲浩然正是在郭卓等人的信件中，了解到许多上海的情况。

1976年4月，父亲浩然与成荫、王树元、陆柱国等人赴井冈山等地采访，准备合作撰写电影剧本《井冈山》。五月份时，浩然一人乘船到达南京，郭卓的爱人、著名作曲家沈亚威接待了他。在南京住了五天之后，由沈亚威陪同来到无锡，郭卓也应约到这里与父亲浩然会合。这天晚上，父亲浩然与沈亚威、郭卓等人畅谈到夜里十二点多。在无锡参观、访问了三天后，父亲浩然来到上海，住在东湖饭店。

浩然暂居上海，与郭卓同在一个城市，来往自然方便了许多。父亲浩然在紧张的写作之余，有时上午，有时下午，有时则在晚间到郭卓家做客、聊天，他们还一同看望了几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胡万春。

父亲浩然在上海一直住到6月15日电影剧本初稿完成后，才返回北京。

这一年的9月24日，父亲浩然从北京再次来到上海修改电影剧本。父亲浩然仍像上次在上海一样，不时到郭卓家里做客聊天，一同去看望共同的好友茹志鹃等人。

10月10日这天早晨，父亲浩然分别接到好友李学鳌和马贵民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他们在电话里不约而同地让浩然马上回京，而且不说明任何理由。父亲浩然敏感地估计到北京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晚上到郭卓家去的时候，又从她的嘴里“嗅”到一点气味。第二天中午，父亲浩然又被郭卓的孩子叫到家里吃饭。在这两次与郭卓的会面中，沈亚威通过妻子郭卓向浩然密报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劝浩然马上离开上海回北京，并说，如果电影厂不让走，就想办法到南京军区驻沪办事处，坐那里的汽车到南京，再由沈亚威想办法送浩然回京。父亲浩然自认为是个小人物，只能盼望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能由此带来一个大好风光的春天，而别无他法。头天晚上还犹豫是把搞了一半的剧本继续搞下去，还是就这样放下而先回到北京的父亲浩然下定决心，要尽快回去，回到组织的怀抱。12日的晚上，父亲浩然没有与电影厂打招呼，便与一同创作电影剧本的陆柱国飞回了北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