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

《〈巴人同志指导我学习创作〉》

（3）

 我把两篇发表过的新作寄给巴人同志。他看了作品，把看法告诉了我：

浩然同志：

    前次来信没有回复你，抱歉之至。《脚跟》和《苹果要熟了》都已看过。从形式上讲，我喜欢《脚跟》，因为它更多一些“中国作风”。念起来别人听得懂。这是文艺大众化的要着。但这篇的后半，却还与后一篇写法一样的。

    形式是应该探索的。但更重要的是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你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写出了人物的一些精神状态，但不够深。这里的关键在哪里呢？仅从这两篇看，就可以看出你总是以一些“外来的条件”，使人物的“思想感情”突然转变过来了。看不出他内心的斗争和变化的真实基础。你能结构故事，但在转变过程的描写时总嫌简单化。可是，这也不是仅从写法上可以解决的。问题还是在于对生活的理解的深入不够。更多深入生活，不要以采访者的态度去深入生活，而要以一个生活者和工作者的态度去深入生活。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时时关心去发现生活的意义。

    你大概还年轻吧。现在的工作岗位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影响？自然，什么工作中都有生活，但更好是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

    工作第一，写作是其次的。工作得好的人，也会写作得好的，如果他已有一定的表达力量的话。

    匆匆，不多谈，祝你好

                                                       巴人

                                              四月二十二日（1959年）

    巴人同志是文艺理论家，是有真学问的。但他从未用高深莫测的“理论”分析我的作品和指导我的创作。他对我使用的就是“中国作风”和“大众化”的理论，所以我看能看懂，听能听懂，好似春雨落地，点点滴滴都渗进心田，启发着认识籽种的萌芽。

    我按照巴人同志的指导，在生活中注意观察人物的内心斗争和变化的真实基础；结构作品的时候，努力克服简单化的毛病，把故事写得曲折而真实。为了锻炼自己“高难动作”的能力，我开始写中篇（《艳阳天》的前身）。这时期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调离了记者部，领导上不给我下乡深入生活的机会，也不给写作的时间，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看稿子，十分焦急和苦闷。于是我给巴人同志写了一封诉苦、发牢骚的信。

巴人同志看到了信，既不是用唱高调的口气“说服”我，也不是用空话来搪塞我，而是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给我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主意。他写道：

浩然同志：

    来信收到。工作与创作，有时是会发生矛盾的，尤其是坐办公室的工作是如此。创作者必须生活在人民中间，以便不断丰富生活，吸取新的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在不能完全解决这矛盾的时候，我认为有两个办法（一）经常下去和劳动人民多接触一些，并在我们参加劳动的制度下争取下去参加。（二）此外以一定时间来积累生活，并在工作中多多注意关于劳动人民生产建设等等的报道（间接生活），加以深思熟虑，选取其中最有意义的生活，着手创作。这样可以做到少而精。不至于看到一点就写一点，流于肤浅了。这就是力求提高一步。

    你是有创作才能的，特征是你的语言艺术是有基础的；但还须从古典文学作品吸取一些词汇。同时，你的创作构思，即编造故事情节是有本领的。但还须丰富生活基础。我倒有个想头，你现在还应该多下工厂，和工人同志多接触。对农民看来你是比较熟悉了。但你作品中还没看到有工人阶级特征的农民，而这正是我们农民将来发展的前途，农民也是要工人阶级化的。而在城市里工作，接触工人同志怕还是容易的吧。

    你在写中篇很好。可是要避免其中的材料有在短篇里用过的，同时，人物的刻划也须更集中，更有代表性。

    《人民文学》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创作。已经写了。你看到原稿过没有？

    匆匆，此致

敬礼

                                                      巴人

                                             九月十九日（1959年）

    我接到这信之后，就照着巴人同志的指导做起来，果然，立见成效，不再那么苦恼。第二年春天，我利用了“劳动制度”，“争取”下放到山东省昌乐县劳动，以一个“生活者”和“工作者”的身份、态度去深入生活。结果给那部没有定稿的中篇小说丰富了新的、重要的素材，促我在后来把它重写成我的第一部长篇《艳阳天》。

    巴人看到了它的一、二卷的问世，并为之喜悦。但他不一定意识到那是跟他对我创作学习指导有直接关系的一个果实！

                                   1986年2月28日于通州镇

                       全文完

发表于我把两篇发表过的新作寄给巴人同志。他看了作品，把看法告诉了我：

浩然同志：

    前次来信没有回复你，抱歉之至。《脚跟》和《苹果要熟了》都已看过。从形式上讲，我喜欢《脚跟》，因为它更多一些“中国作风”。念起来别人听得懂。这是文艺大众化的要着。但这篇的后半，却还与后一篇写法一样的。

    形式是应该探索的。但更重要的是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你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写出了人物的一些精神状态，但不够深。这里的关键在哪里呢？仅从这两篇看，就可以看出你总是以一些“外来的条件”，使人物的“思想感情”突然转变过来了。看不出他内心的斗争和变化的真实基础。你能结构故事，但在转变过程的描写时总嫌简单化。可是，这也不是仅从写法上可以解决的。问题还是在于对生活的理解的深入不够。更多深入生活，不要以采访者的态度去深入生活，而要以一个生活者和工作者的态度去深入生活。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时时关心去发现生活的意义。

    你大概还年轻吧。现在的工作岗位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影响？自然，什么工作中都有生活，但更好是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

    工作第一，写作是其次的。工作得好的人，也会写作得好的，如果他已有一定的表达力量的话。

    匆匆，不多谈，祝你好

                                                       巴人

                                              四月二十二日（1959年）

    巴人同志是文艺理论家，是有真学问的。但他从未用高深莫测的“理论”分析我的作品和指导我的创作。他对我使用的就是“中国作风”和“大众化”的理论，所以我看能看懂，听能听懂，好似春雨落地，点点滴滴都渗进心田，启发着认识籽种的萌芽。

    我按照巴人同志的指导，在生活中注意观察人物的内心斗争和变化的真实基础；结构作品的时候，努力克服简单化的毛病，把故事写得曲折而真实。为了锻炼自己“高难动作”的能力，我开始写中篇（《艳阳天》的前身）。这时期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调离了记者部，领导上不给我下乡深入生活的机会，也不给写作的时间，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看稿子，十分焦急和苦闷。于是我给巴人同志写了一封诉苦、发牢骚的信。

巴人同志看到了信，既不是用唱高调的口气“说服”我，也不是用空话来搪塞我，而是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给我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主意。他写道：

浩然同志：

    来信收到。工作与创作，有时是会发生矛盾的，尤其是坐办公室的工作是如此。创作者必须生活在人民中间，以便不断丰富生活，吸取新的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在不能完全解决这矛盾的时候，我认为有两个办法（一）经常下去和劳动人民多接触一些，并在我们参加劳动的制度下争取下去参加。（二）此外以一定时间来积累生活，并在工作中多多注意关于劳动人民生产建设等等的报道（间接生活），加以深思熟虑，选取其中最有意义的生活，着手创作。这样可以做到少而精。不至于看到一点就写一点，流于肤浅了。这就是力求提高一步。

    你是有创作才能的，特征是你的语言艺术是有基础的；但还须从古典文学作品吸取一些词汇。同时，你的创作构思，即编造故事情节是有本领的。但还须丰富生活基础。我倒有个想头，你现在还应该多下工厂，和工人同志多接触。对农民看来你是比较熟悉了。但你作品中还没看到有工人阶级特征的农民，而这正是我们农民将来发展的前途，农民也是要工人阶级化的。而在城市里工作，接触工人同志怕还是容易的吧。

    你在写中篇很好。可是要避免其中的材料有在短篇里用过的，同时，人物的刻划也须更集中，更有代表性。

    《人民文学》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创作。已经写了。你看到原稿过没有？

    匆匆，此致

敬礼

                                                      巴人

                                             九月十九日（1959年）

    我接到这信之后，就照着巴人同志的指导做起来，果然，立见成效，不再那么苦恼。第二年春天，我利用了“劳动制度”，“争取”下放到山东省昌乐县劳动，以一个“生活者”和“工作者”的身份、态度去深入生活。结果给那部没有定稿的中篇小说丰富了新的、重要的素材，促我在后来把它重写成我的第一部长篇《艳阳天》。

    巴人看到了它的一、二卷的问世，并为之喜悦。但他不一定意识到那是跟他对我创作学习指导有直接关系的一个果实！

                               1986年2月28日于通州镇

    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收入《小说创作经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