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二十四）

 巴人

（5）

     1979年巴人被平反昭雪，6月20日将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父亲从小道得到消息后，主动打电话要求参加巴人的追悼会。父亲生平第一次来到那个专门跟死者叙旧话别的地方，最后一次跟巴人“会面”。父亲默默地望着黑幕上悬挂的巴人遗像，默默地望着他那双智慧的、善良的眼睛。父亲心潮起伏，想了许多许多，可惜却再不能把这些说给巴人听了，他听不到了……

父亲想对巴人说的许多话里边，有一句就是感谢他。过去不论是面谈还是写信，父亲都不曾对他说过一个“谢”字。不是父亲不感激他，而是没觉出有说这类话的必要。父亲与巴人之间所有交往，都是按照解放区兴起的老革命传统，顺理成章，理所当然，极为一般和平常。只有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父亲才对巴人说出“恩重如山”的话。而父亲也如同当初巴人对待自己一样，扶植、帮助年轻的作者们，特别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宁可牺牲自己已经为数不多的创作时间，也要无怨无悔地进行这项“事业”。父亲能做到这一步，与巴人当初的影响是有关联的。

1982年4月，巴人的儿子王克平从上海给父亲写来信说，今年是他父亲巴人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希望父亲能写一点纪念文字。在信上他说：

“我也想写篇短文，但不知从何写起……虽有强烈感情，却始终不能下笔……”

父亲对这句话深有同感。

收到信后的4月21日，父亲在他保留下来的信件中寻找巴人的来信。由于父亲的居室狭小，无法盛放更多的东西，每年都要处理掉大量的东西，这其中也包括许多来信。不幸中的万幸，父亲找到了他一直没有舍得销毁而保存下来的巴人来信。

父亲用了两天的时间，起草、修饰完一篇题为《怀念巴人》的纪念文章，这才给王克平写了封千余字的回信：

克平同志：

    几秒钟前，我在《怀念巴人》的短文末尾，写上最后一个标点；否则，我觉得无颜给你回这封信。

    当今中国之文坛，不是文以文为贵，甚至不是文以人为贵，而是文以权贵，以势贵，以帮伙和血缘为贵！所以你父亲很难立刻获得最公正的评价；你我之辈，着急、苦恼都无济于事。一些有点力气的朋友奋力争取，把该变成铅字的遗稿变成铅字，借此保存下来，是目前最现实，亦是可实现的目标，最终将有益于日后，所以从你信中得知《巴人选集》已发稿，听人文出版社的谢明清、许显卿同志讲，你父亲的一部未行世的长篇小说就要与读者见面，我是十分高兴的。

    “千年的文字会说话”。让先人自己留下的文字继续留存，将来替他自己说公道话，这比任何纪念文章都会有力量的。

    但纪念文章也要写。同时代人，特别是有交往者的回忆文字，是故者为人为文的佐证，会被后人重视和利用的。

    在文艺界，我本身是个弱小者，被人摔倒，正在挣扎爬起，于是更加弱小无力。想对你父亲的文化遗产的保存和推广方面做些事情，难以从心，甚至前两年写篇关于他的短文，也觉得“不便”，如今不写不行了，却又发生了如你信中所说的“不知从何写起”。我只好尽可能地用朴素无华的语言，表述实实在在的事情和感情，这会比慷慨激昂，却空泛无物的官样文章有用处些。

    此文是应谢明清同志之约写的，他可能用来配合你父亲的小说，在《当代》上发表。等看到后，望有所批评。

    对整理你父亲的资料问题，我无此经历，也没经验介绍给你，但我想，目前最紧要的是保存好已有的资料，不要使其随着日月而消灭，具体做法，等有机会见面时，听听情况，咱们再商量，好吗？

    建议你现在就勇敢地提笔写对你父亲的回忆文字。可以每天想点，记点，先不要考虑把它变成文章，更不要应付报刊的临时需要，甚至可打定主意，暂不发表。趁你还年轻，记忆好，距逝去的岁月不太久远，补充、印证事实的人活着的还不少，等等有利条件在，赶快做这项事情。只要备下料，终能利用，否则其损失将难弥补。你以为对吗？

    我一直住通县，血压高，经常感冒，家务事多，创作任务压的重，情绪也就不太好。下午回北京，星期日再转回来。有事仍请往家里写信，能及时收到。匆匆

握手

                                     浩然

                                  四月廿三日

这篇《怀念巴人》发表在《当代》1982年第4期上。文章发表了，一项“任务”完成了，但是父亲对巴人的怀念和感恩却没有停止，许多事情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述的，也是无法表达完全的。

1986年，父亲应王克平和《新文学史料》之约，又创作完成了另一篇怀念文章《巴人同志指导我学习创作》，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上。由于刊物对文章的字数提出了要求，因而父亲对个人的情况和感想写得极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1986年10月6日，有关部门在浙江宁波将举行巴人学术讨论会，向父亲发出邀请。父亲十分愿意出席这个会议，但由于写作和其他杂事缠身，无法前往，只得写了一封贺信来表达自己的心愿。

父亲与巴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师，是友？是普通，是亲密？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还是让我们用父亲文章中的一段话来回答并结束此文吧：

    尽管巴人同志在我步入文学之门的阶段，曾经给予我热情的扶植、无私的帮助，可以说“恩重如山”，但是我跟巴人同志并没有多么亲密的私交，在他生前与死后，我从来不曾轻率地对他以师生相称和炫耀。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极为普通的：是一位革命长者对一个后辈，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对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一位出版社编辑部领导对一个无名作者的一般来往。

    恰恰因为这样的普通和一般，才特别显示出巴人同志的高尚和热忱，表现了他对推进祖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强烈的责任心，才越发使我珍视他的扶植与帮助，使我对他永志不忘！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