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二十四）

 巴人

（4）

巴人的主意具体又切实可行，父亲按照做了，果然见效。

父亲的第二部小说集《苹果要熟了》的书稿也是经巴人的手转给作家出版社的，只不过巴人那时实在太忙，没能抽出时间看。

为了促进组织上准许父亲借助参加劳动的制度，获得下去生活的条件，巴人又在给《人民文学》杂志写的《略谈〈喜鹊登枝〉及其它》的评论文章中，突出地谈论了父亲深入生活、补充生活之急需。

    父亲要求下放劳动的请求得到批准，一方面是因为父亲的态度坚决，另一方面是借了巴人的光——报社的领导看了他的文章。父亲如愿以偿地在山东省昌乐县生活了八个月，创作素材的仓库得到很大的充实，回京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写了《珍珠》、《蜜月》和《小河流水》三部书中的大部分篇章。父亲在内心对巴人十分感激。

1962年6月17日，父亲拜访了他第一部书的责任编辑，也是第一个写文章评论他的巴人。虽然父亲的住家与作家出版社很近，骑自行车用不了十分钟；距巴人的家也同样很近，但这却是他们通信五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早在给巴人寄《喜鹊登枝》后记稿子的时候，父亲就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心气，曾在附信中写了要求跟巴人会面的话。巴人回信说：

“因为我社近来反浪费反保守很紧张。而我又是运动业务一手抓，实在很少时间。”

    看罢这句话，父亲极为后悔，暗自思忖：巴人同志身负重任，搞领导工作，搞编辑工作，还要写作，够忙的了，不该再额外地增加他的负担；巴人同志对我是那样关怀，那样地费心帮助，不该再让他满足我不必要的要求，而浪费他的时间。父亲想：对自己所尊敬的人，没有比尊重他的时间更为尊重的了。从此以后，父亲再不跟巴人提见面的事。

    当父亲正按照巴人的指导，在昌潍平原劳动生活、开掘创作源泉之时，巴人却遭了厄运，以宣扬“人性论”为罪名而受到猛烈的批判。父亲给他写信安慰，却没有得到他的回音，等返回北京时，才知他已经离开文艺界，到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历史去了。

    回到北京的父亲又接着给巴人写信。巴人也开始复信，仍同以往一样，鼓励、指导父亲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继续写作，而极少谈到他蒙受的屈辱。直到这时，父亲才再一次提出跟他会面的要求。

    巴人给父亲回信说：如今我的时间倒很宽余，而你会很少空隙的；我们来往密切起来，于你的处境和进步弊多利少，还是让我多看你的作品吧。

父亲这次没有听巴人的话，带上一本新出版的小说集，来到巴人位于宽街的家。两个人坐在小院的西屋里一起谈起心来……

此后，父亲与巴人又有几次会面。虽然巴人被排挤出文学界，但他仍然关心着文学界老作家的攀登和新作家的成长情况。每次会面，他都要提出一大串名字，向父亲探询他们的近况。

    1964年9月，父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出版，不久后，他就带上一本来到巴人家。父亲当时极为忙乱，当天还要参加一个活动，因而急促地敲开门后没有进屋，就把签了名字的书递给巴人。巴人揭开书的封面，眯着眼看着，说声“出来了，有四十多万字”。巴人的眼睛红了，湿润了，如同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他没让泪水流出来，而是冲着父亲微笑。熟料想，这竟是父亲与巴人的最后一次会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常常骑着自行车从巴人的家门口经过。父亲估计到巴人的处境会很不好，就没有再给他写信，更没敢冒失地去看望他。每次从那个门口经过，都听不到里边有任何声响，也不见有人出入，显得格外地安静。有几次父亲故意跳下车子，慢慢地推着走，希望能够赶巧碰见巴人或进或出地在那个安静的门口出现，这样就可以非常“自然”地凑到一起谈谈话，但是这个愿望却始终没能实现。当一天下午父亲再次经过那儿的时候，发现那独扇的、油漆剥落的小门上贴上了封条！

    身患多种疾病的巴人被强行遣返至浙江奉化的老家，1972年7月25日夜，病逝在家乡，享年71岁。几天后，这个消息就传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又分别把这痛心的消息传给了父亲。从那个时候起，父亲就暗自打定主意：一定要写一篇关于巴人的文章，来寄托自己的深切怀念。

    可惜，当时不敢写，过后不便写；等到这两层顾虑都可以打消的时候，又感到不好写，也难以写好。其原因就在于父亲对巴人知道得太少，了解得太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