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二十三)李学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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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二十三)
(2)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作家们都必须“触动*灵魂”的“斗*私*批*修”会开得让人晕头转向。在会议上,一些人痛心疾首地咒骂自己的肮脏和丑恶,*而轮到李学鳌发言时却跑了题。他当着众人的面,郑重其事,而又泰然自若地讲起他的苦难家史和个人光荣成长史。他的发言被打断,被训斥为“不分香臭的评功摆好”,受到个别谈话和轰炸式的会议“帮助”。当时,“造*反派”的势头正猛,给他们撑腰的宣*传队掌握着生杀大权,李学鳌处在一种十分不利和危险境地中,这使得父亲很为他担忧,就利用一次饭后散步的机会劝告他:应该设法应付过去,免得被揪住不放。不等父亲把话说完,李学鳌就气恼地声明:“我们得实事求是,不能为了过关讨好,就给自己栽赃。”父亲继续开导:“大家都批判的名利思想,你没有吗?”李学鳌回答:“我是为革命写诗,不是为个人名利。这两者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得分析分析,不能全批全骂。一个作家就应当有为革命为人民立功建业的荣誉感。爱护自己的名声,就是爱护自己的人品人格。谁也不能损坏我的名声,我更不能自己糟践自己。那样太自私,太可耻……”在以后的会议上,李学鳌仍然讲他的那一套。工*作队对他这样一个“工人出身”、“历史清白”、软硬不吃的人毫无办法,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李学鳌被有些人无可奈何地送了一个外号——“红*五类”。
在共患难的逆境中,父亲与李学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感情也越来越深厚。运动轰轰烈烈进行之时,他们结伴尽自己的力量保护一些老作家;他们结伴为了同一信念组织了自己的革命“战斗*队”;他们结伴冒着风险到家中探望正受“冲击”的郭小川、贺敬之、张志民等人;他们结伴到京郊农村参加劳动、采访、辅导农村业余作者;他们结伴共同创作,在1968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特写《闻风而动的人们》,这篇文章是两个人数十年创作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合作的作品……
在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批判时,文联的一对夫妻“造*反派”曾在会上提出:浩然、管桦和李学鳌是一个小集团,是“卑鄙”的一伙。企图将矛盾性质往“敌我”方面转化,定性为“反党*集团”。对于这种无稽之谈,他们的目的当然不会实现。父亲和李学鳌、管桦虽然不是什么“小集团”,但他们的关系确实很亲密,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对理想信仰的共同追求和人品人格相互了解基础上的。1967年9月底,脱离被连续批判、检讨处境不久的父亲与李学鳌、管桦商定,这一年的国庆节一起到父亲的故乡蓟县度过。他们三人都认为此行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切都好似上天的有意安排,临出发的那天早晨,因李学鳌有事迟到,未能按时启程。就在这个时候,头天晚上才从内蒙来京的父亲的另一个挚友杨啸出人意料地给父亲打来了电话。杨啸此时来到北京,对父亲、李学鳌和管桦三个人来说,不啻于喜从天降。尽管当4个好朋友会合在一起时已近中午,他们仍决定立即出发奔蓟县。80多公里的行程,4个人边骑着车,边畅快的聊着天,晚上7点多才到达目的地。在故乡,父亲带着杨啸、李学鳌、管桦三个人到西潘庄、刘吉素、王吉素等与父亲有着特殊关系和感情的村庄里探亲访友,到盘山烈士陵园拜谒、游历,还登上了父亲度过难忘的少年生活的三郎寨半山坡,看父亲少年时代亲身耕种过的土地和看护过的果树园,听父亲给他们讲述少年时代的生活;他们还悠然自得地在山坡草地上半躺半坐地摄影留念。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吟诗论文。他们在乡村度过了轻松愉快且终生难忘的4天。他们太高兴了,在回北京的路上,他们一路走,一路继续兴致勃勃地谈笑,谈几天来的见闻、趣事,谈论文学创作,预想这场“文*化大革命”会在何时结束……总之,他们有着说不完的话,完全把当时社会上的混乱情景忘到了九霄云外。他们走了10个小时,才回到京城。虽经一百多里的长途跋涉,却丝毫没有倦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