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柳青、孙犁、周立波曾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他们四人始终是被父亲崇敬的真正作家。

在初学写作的阶段，赵树理、柳青、孙犁和周立波这四位前辈作家就成为父亲未曾谋面的启蒙老师，他们的作品给了父亲较多的影响。1949年，17岁的父亲喜好起文学，读到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就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父亲一边做着文学梦，一边自觉地学习以赵树理为“创始人”和主帅的山药蛋派的经验。其中家喻户晓的《三里湾》、鲜为人知的《卖鸡》、轰动一时又遭不公正贬谪的《结婚》，都曾是父亲学写入门的范文。

    1956年9月，父亲从保定的《河北日报》调到北京的《俄文友好报》，年底时，他第一次跨出河北省界，到山西去采访。采访完毕返回北京的路上，父亲在山西太谷搭上一辆没有篷顶、没有盖儿的公共汽车，在那黄如浓雾的烟尘中行驶了差不多一天，才到达长治地区所在地潞安县。在路上，同车的一个白胡子农民老汉对父亲说：“前边不远就到了赵树理的老家。”父亲故意好奇地问他：“赵树理是什么人呀？”老汉很自豪地回答：“呀，那是给俺们庄户人编写故事的秀才！”听到从老农民嘴里发出的这样赞美夸耀的声音，父亲心发热，眼发潮，暗想：到了将来的什么时候，冀东的老乡们能否知道有一个名叫浩然的人也是给他们写故事的呢？得到农民这样的理解和承认，那将是自己人生奋斗的成功，是美梦成真！

    正当父亲信心满满地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蹒跚前行之时，多变的文艺界的气候，又突然大变。父亲的几篇自认为比已发表的有所长进，同时也得到“留用”通知的小说新作，却以“这种歌颂新人新事的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生命力”为理由被陆续退回来。同时得到警告：作者如果不改车易辙变歌颂现实为暴露现实的话，等于走进死胡同。一位搞文艺批评的人跟父亲贬谪赵树理的小说是“政治图解”，是“短命的宣传品”；同时把马烽的作品嘲讽一通，说《结婚》开了一个“编造的先例”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感到前途渺茫，十分痛苦。正在这时，一位农村的基层干部来看望父亲，他翻看着那些被退回的稿子说：“不用听他们那一套。他们不给你发，我拿回去给社员念。我们喜欢这样的东西。”这句话给了父亲启发和极大的鼓励，重新鼓起了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并且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了下来。赵树理、束为、马烽等先行者们笔下“新人新事”的艺术形象，如同父亲记忆里的火花，时时闪光发亮，永未熄灭。

父亲能够与他所敬佩的赵树理结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应当得益于他担任了《红旗》杂志社的文艺编辑。

    1961年，《红旗》杂志社决定发表文学作品，成立了以徐荇（笔名铁马）为组长，郑公盾为副组长的文艺组，并把父亲调了过去，任文艺编辑。父亲一边从事编辑工作，一边进行文艺创作。他向作家们组稿，几年间几乎拜访结识了文学界的所有名家，特别是结识了赵树理、柳青、孙犁和周立波。在与这几位前辈作家交往的过程中，他们说了许多有见地、有意义的话题，对父亲极有帮助。而周立波的《李大贵观礼》和《在一个星期天里》、杨朔的《雪浪花》，以及赵树理在《红旗》上发表的散文《地方戏与年景》，都是父亲亲自组稿和编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