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十六）

周艾文

（2）

周艾文是个热心肠的人。1962年12月，父亲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故乡蓟县的姐姐将在近期到天津看病，人生地不熟的，请他能给予一些方便，费心照顾一下。收到信后，周艾文立即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周艾文不仅在为出版和已出版的著作上给发父亲出了不少的主意外，也曾与父亲一起修改过其他稿件。1965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兄弟俩撰写的长篇小说《山村新人》。为了鼓励文学新人，父亲特意写了一篇读后感。对于这类文章，父亲并不是十分擅长。文章写出后，正巧周艾文来到北京，在他前去看望父亲时，父亲便请他一同进行了一番修改，此文后来发表在1965年12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

1966年，*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最初的两年里，周艾文大致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因为他都曾来到北京，看望了父亲并谈了许多心里话。1968年6月13日下午，父亲在北京接待了两位从百花文艺出版社来外调周艾文的人。1969年5月底，“斗、批、改”学习班结束后，父亲到京郊房山县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父亲下放的前后，周艾文也被迫到了农村，因而也就再没有机会到北京与父亲相会。

周艾文的长子周婴戈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革期间的一段往事：“浩然在那时对我们家是颇多同情的，我去北京浩然家拜访，浩然妻子听说我是周艾文的儿子，就一把把我拉进怀里。”从这段回忆中，也可以看出周艾文与父亲及其家人的熟悉程度。

尽管父亲与周艾文在*化大革命的中后期没有再见面，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依然在相互关心着。大约在1975年底或1976年初，很少求人办事的父亲给浙江省文化局做领*导工作的熟人史行写去一封信，希望他对已经回到浙江故乡的周艾文恢复工作的问题能有所帮助。只可惜，文化局与出版局是两个系统，史行只能向出版局的领*导通报情况；此外，周艾文还没有落实政策，各种关系还在天津，若是调动，还要涉及到全家的问题，存在许多困难，即便提出来调动，在省*委审批时，也难以通过。这件事情也只能不了了之。

父亲与周艾文再次相见，已经是1978年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周艾文回到了百花文艺出版社，1978年7月7日来到北京，来到家里看望父亲。两个人多年未见，自然有许多话要说，周艾文这天住在了家里，两个人谈了许久，也谈了许多。周艾文将这次与父亲相会的情况通报给远在内蒙的父亲的挚友杨啸。杨啸听说父亲的情绪和身体都还好，心中得到很大的宽慰。周艾文重新回到出版社，到北京出差的机会自然就又多了起来，每次到北京，而父亲又恰巧在京，两个人必定要见上一面。

周艾文是重友情的。1978年10月19日，在周艾文的联系下，父亲来到河北省廊坊市写作，到达的时候，周艾文已经在那里等候。出发前，由于一夜没有睡好，血压高得使父亲感到头脑痛胀，但送他的汽车已经来了，他不愿意改变已经定好的行程，更何况周艾文正在廊坊等他，于是强撑着上了汽车。等到了廊坊，父亲就开始大量呕吐，打针、吃药，折腾了半天加上半夜，周艾文自然也是跟着一阵忙活。第二天早起，父亲感到身体略好，于是便与周艾文到街上走走，到晚上时看望自己的一个老友，并在那里吃了晚饭。10月21日上午，父亲又与周艾文骑自行车到董常甫大队，看望民间文学工作者张士杰。张士杰在整理、推广义和团的故事方面曾做出过很大贡献，父亲则与他是第一次见面，周艾文是否是“引荐人”不得而知，但可能性是很大的，因周艾文与张士杰很熟悉。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两个月后的一个清晨，年仅四十八岁张士杰被心脏病发作夺去了生命。下午回到廊坊市内后，父亲送走了在此陪伴自己三天的周艾文。同样让人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次父亲与周艾文的会面，竟也可能是两个人在世的最后一面。

回到天津后不久1982年夏季，周艾文向单位提出调回老家浙江。在临走之前，他特意到北京找父亲辞行，可惜父亲下乡未在家，两个人没有见上面。在1983年6月周艾文写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我们自1959年相识，至今也有二十余年，尽管遭遇各有不同，但还没有断了联系。我对你的热忱、直率、勤奋，一直永记不忘我，作为我自己日常言行的鞭策。”

周艾文回到浙江，来到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一直干到副编审的位置。调回浙江后，他来北京的机会少了，而父亲为了严格地实行自己“甘于寂寞、埋头苦写”的座右铭，也很少呆在京城，因而两个人就几乎没有了再次相会的机会，只能通过信件或电话保持着联系。

1987年9月11日，父亲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函，那是周艾文的逝世讣告。浩然手里拿着讣告，想着仅比自己大两岁的老友英年早逝，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那时，父亲正在紧张地为自己的新作《苍生》做最后的一遍校订，无法脱身前去参加告别仪式，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愿老友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