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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6 12: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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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伤累累的《浩然研究》（上）
古镇三月雨
大约在去年冬，我在网上见到有一部新出版的《浩然研究》在售，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任玲玲，据介绍是南京某高等院校历史学院的教师，这部书是她的博士论文。浏览了一下目录与内容简介，凭直觉对其学术含量不太乐观，便没有购买。
前不久，江苏的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他网购了这本《浩然研究》，发现书中多处引用我的文字，有的来自我的评论集《感悟浩然》，有的来自我的新浪博客“古镇三月雨”。为了一探究竟，我也就从网上邮购了这本书。收到后发现，此书篇幅颇大（300多个页码），价格不菲（定价58元），系“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之一种。研究和否定浩然是李教授为他的学生任玲玲指定的课题，这部书稿也是在李良玉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在这部书的封底，密密麻麻地印着由李良玉教授打头的4名专家学者（其中3名是某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写的充满溢美之词的推荐语，称此书“提供了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成果”、“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策意义”、“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李良玉教授为这部书撰写的题为《纠正政治化写作的错误倾向》的序言，更是大声疾呼：“要了解对浩然及其作品的卓越见解，读者还是读这本书吧！”
虽然我工作很忙，精力不济，但为了领略此书之“卓越”，还是捉闲逮余，断断续续将此书通读了一遍。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十分糟糕的阅读过程。因为我发现，这部以浩然为突破口，打着批判所谓“政治化写作”的幌子，完全割裂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旨在通过贬低与矮化浩然进而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整个文艺路线、政治路线予以否定的专著，其秉持的否定方法与思维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40年前以《广东文艺》为代表的诸多地方报刊对浩然展开的“政治大批判”的水准上。其观点的偏狭、片面、武断与谬误之处显而易见，这是论文作者的政治立场、人生信仰和世界观、价值观与文学观念所决定的，笔者无意改变也不奢
浩然在某篇文章里，说过一句话：“文学作品具有宣传和教育的功能”。（浩然：《我的一个进步》，见《泥土巢写作散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对浩然的这个观点，任玲玲的评价是“让人大跌眼镜”（《浩然研究》第227页）。然而，掀开《浩然研究》的封皮，笔者就看到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画面——浩然的一幅拍摄于1982年的照片（这年浩然50周岁），却被加了这样一个文字说明：“浩然青年时期的照片”。1982年的浩然，无论是生理年龄，还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年龄”，都不能说是“青年”。如果作者专意要用浩然“青年时期”的照片，为什么不采用他1954年22岁任《河北日报》记者或1958年26岁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拍摄的那幅著名的肖像？这两幅照片，1954年那幅就印在浩然的自传体小说《圆梦》的封面，1958年那幅则以整页的篇幅印在《圆梦》的卷首插页里，《浩然口述自传》第130页也有这幅照片。《浩然研究》里多处提到这两本书，并引用书中的语句，莫非任玲玲根本没见到过这两本书，而是使用的“二道贩子”网络资料？
在该书的《绪论》里，第3页，作者说：“孙达佑、梁春水编的《浩然研究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1月版”，这个出版日期严重有误，应该是1994年11月。同页“《小说创作经验谈》，中原农民出版社，1959年5月版”，出版年代也有误，应为1989年5月。第4页：“1994年1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了孙达佑、梁春水编的《浩然研究专集》”，同样有误，此书1994年首次出版，迄今从未再版。第13页，引用浩然的话“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有误，发表在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的浩然访谈，浩然的原话是“我想这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
在该书的第二章，第41页，把毛泽东同志的著名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写成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第44页，“他抓住‘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军节’等节日活动”，——这段话里，作者竟然把“七一”这个党的生日写成了“建军节”！第45页：“他先后在《河北日报》《河北农村》《河北民兵》上发表小诗歌、小故事”，《河北民兵》应为《华北民兵》。该页引用浩然的日记：“我要好好学习写作，努力地做下去，争取当好农民的终身代言人！”其中“终身代言人”系“忠实代言人”之误。在注释里注明这段日记的出处时，作者标注：“浩然：《圆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56页。”其中，第156页，系186页之误。第49页：“写过一篇介绍饶阳县五宫村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带头人耿长锁的专题通讯稿”，“五宫村”应为“五公村”。第51页：“所以作品没有学成功”，应为“所以作品没有写成功”。第52页和53页，作者谈到浩然听从了《北京文艺》编辑孙毓春“要大胆干预生活，揭露阴暗面”的劝告后，回到家搜肠刮肚，“一个星期多一点，完成了一部十万字的中篇小说《新春》”，“把歌颂的对象由贫雇农改成改造好了的地主、富农。”这是歪曲事实。据浩然自传体小说《圆梦》记述，他当时按照“揭露阴暗面”的要求，苦思冥想，构思出的是一个短篇小说《梯子》，生活原型是一个“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就会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而且因为这方面生活库存不足，只写了一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中篇小说《新春》的创作则是另外一回事，是浩然在山西长治地区潞安县采访中目睹的生动感人的生活素材，绝非搜肠刮肚的面壁虚构。尤为可笑的是，在第52页作者还说《新春》是“中篇小说”，到了第53页又说它是“长篇小说”。第53页将浩然的《夏青苗求师》说成是“中篇小说”也有误，应为短篇小说。第55页，作者介绍1959年国庆节前夕，诗人郭小川打电话给浩然，主动提出介绍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注释里标注的出处是：“浩然：《圆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435页”，其中，“第435页”系“455页”之误。作者在引文时，也很不认真，比如第56页，摘引柳青给浩然的信：“稿子不要改，不能用就退回；《红旗》退了，就不要给任何刊物发表。”其实，柳青说的是“红旗退了，再不给任何刊物发表。”（见浩然《我是农民的子孙》，《浩然研究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几字之差，却歪曲了柳青的原意。第57页：“1964年的国庆节前，浩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众所周知，《艳阳天》第一卷首次出版，是在作家出版社。
在该书的第三章，59页；“文*革期间仅发表短篇小说20篇”，并在注释里写道：“这20篇小说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杨柳风》，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8月版。”篇数有误，《杨柳风》共收入浩然1971—1973年间的短篇小说10篇。第66页，有两处把浩然的短篇小说《一匹瘦红马》写成了“《一匹红瘦马》”。此书属于校对不认真而造成的差错也不少，比如，第66页把“一棵大枣树”写成了“一颗大枣树”；155页的第2条注释里，把“华艺出版社”写成了“花艺出版社”；157页把“邀功请赏”写成“邀功请尝”；107页把“又推出《金光大道》的评论特辑”写成“又推出《金光大道的》评论特辑”；199页把“应加强第一号人物程亮”写成“应加强第一号任务程亮”；220页将浩然在三河市的居住地“泃河湾”写成了“洵河畔”；第224页“《苍生文学》来稿数量表”写成“《苍生文学》来搞数量表”；230页把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写成“《金光的大道》”；232页把“小心翼翼”写成“小小翼翼”；第280页，把“胡风、丁玲、陈企霞”写成了“胡风、丁玲、陈启霞”。书中自相矛盾之处也很多，比如，第45页写到身份是蓟县青年团干部、热衷于向报刊投稿的浩然投书《河北日报》为一名“房东大嫂”鸣不平，第274页再提到这件事时，当事人却成了“房东老大娘”，浩然也由前文提到的“通讯员”而成了报刊记者。第235页说《弯弯的月亮河》是“创作于1981年3月的长篇小说”，在同一页的第3条注释里，却又说“《弯弯的月亮河》是一部中篇小说”（笔者注：前面说“长篇小说”是错误的），第13页说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发表了《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篇访谈，261页却又说这篇访问记发表在这一年的9月29日（这个日期有误）。第266页说南京的吴跃农连发《不和谐的杂音》等三篇杂文批判浩然，同一页却一处写为“吴跃农”，两处写成“吴跃龙”。这种情况书中甚多，不再一一列举。
在该书第四章，第87页的注释，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的《圆梦》写成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95页，作者说：“1965年10月出版发行的《艳阳天》第一卷农村版（里面有二十多幅彩色插图，作者是画《毛竹丰收》《粒粒皆辛苦》的方增先）”。我收藏有这个版本的《艳阳天》（第一卷上、下册），里面的插图既不是彩色的，作者也不是方增先，而是杜希贤。由此可见，作者并没有见过或读过农村版的《艳阳天》，只是将网上以讹传讹的资料复制粘贴过来了事。第101页，竟然把《艳阳天》中主人公萧长春的父亲萧老大，写成了“马老大”。第104页：“在小说第四十二章，马老四向萧长春表达了他对人民公社的赤胆忠心”，作者竟然不知道，1957年的中国，还根本不存在“人民公社”。尤为可笑的是，在第110页，作者这样写道：“面对焦淑红的担心和焦虑，萧长春反而安慰对方：‘泪水只能把我的革命劲头鼓动起来，不会让它给浇灭！’他对妻子说：淑红，说实话，遇上了这种事儿，我是心疼。”浩然小说中朦朦胧胧并未挑明的暗恋关系，在这里竟然成了“夫妻”。第111页：“马之悦被关在大庙里的时候，还一直在幻想萧长春被绝了后、断了根苗，必定会一蹶不振、失魂落魄。”这里显然是把《艳阳天》里杀害小石头的地主马小辫当成了“马之悦”。第116页，引用萧长春与父亲说到焦淑红那段话时，在同一句话里，前面用的代词是“她”，后面却成了“他”，似乎焦淑红被做了“变性手术”。同页，引用华龄出版社1995年版《艳阳天》第二卷中萧长春的话：“还有比革命同志再亲近的吗？”，焦淑红的内心独白：“只有革命同志才是最亲近的关系”，《浩然研究》作者把两处的“亲近”一词都写成了“宝贵”，这是疏忽造成的差错，还是另有深意？第126页，作者写道：“李冰之的《评浩然的“新道路”》（《广东文艺》1977年2月号）是最早对浩然的政治化写作进行批判的文章”。此处大谬。李冰之的《评浩然的“新道路”》发表在《广东文艺》1977年12月号，而不是2月号。此文也不是“最早对浩然的政治化写作进行批判的文章”，最早的一篇，是李冰之发表在《广东文艺》1977年11月号的《评浩然的<西沙儿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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