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八）

周雁如

（2）

 1960年12月3日，父亲结束下放劳动的生活回到北京，到京的第二天在家接待各方来客，第三天便趁到机关开会的机会，提前出发，来到《北京文艺》看望周雁如等人。

因中苏关系恶化，父亲所在的《俄文友好报》将要解散，今后的去向就成了一个问题。父亲为此有些焦虑，好友们也同样为此着急，都希望父亲能到一个有利于写作的好去处，许多人为此努力、帮忙，周雁如就是其中的一个。

周雁如接连写信给父亲，把北京文联的编制、人员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等情况一一向父亲做了介绍，并给父亲出了一些主意。1961年1月25日的中午，周雁如找到父亲，悄悄地告诉他说，为把父亲从中央单位调到北京市，市委文教部长韦明亲自出马交涉，问题已经不大。希望将要实现，父亲心里很是高兴。但是，有一个大大出乎父亲意料的消息却在等着他。第二天早上，父亲接到人事科他将要被调往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搞秘书性工作的通知。父亲当时对此提出意见。

父亲来到《北京文艺》编辑部，找周雁如告知了这个情况。周雁如立即给有关领导打过电话后，告诉父亲说，韦明已经直接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致祥谈过，也与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党组成员周而复谈过，如果还不行，要直接找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周雁如要父亲先去报到，等候好消息。下午的时候，父亲来到对外文委干部处，一位刘姓处长告诉他是给副主任朱光当秘书，并条条是道地对父亲做了一番说服工作。刘处长的一番说教，让父亲难于再开口，到最后只得声明说：作为一个党员要服从党的需要，但希望党考虑我的各方面条件，应给予适当照顾。与刘处长谈过话之后，父亲又去见了朱光。朱光告诉父亲，因为他懂得文学，又能写作，所以需要他帮助自己写革命回忆录以及其他的一些工作。当着朱光的面，父亲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从当时的情况来讲，父亲之所以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既不是因为怕吃苦，也不是因为怕受累，而是认为自己还年轻，还不到30岁，各方面都不很成熟，需要在生活中锻炼提高，对能否干好这个工作有顾虑，怕自己给领导带来麻烦。

工作定下来了，给父亲提出一大堆难解的题目，这对父亲来说，既是考验，也是锻炼。但是，父亲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这线希望，就寄托在周雁如的身上。

周雁如在努力着，但是情况却又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让刚刚平静下来的父亲又变得不平静了。4月11日下午，父亲做完工间操回到办公室，朱光从他的办公室拿来一份干部处写的报告交给父亲，内称：原来中宣部文艺处要调父亲去，后来因北京市委需要，决定同意调入北京市；不知何故，《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胡绳又提出一定要调父亲到《红旗》编辑部去。因张致祥在这份报告上已批同意，朱光先批了“遵守上级意见。”后又改成：“让中宣部手下留情，把浩然留在文委……”朱光对父亲极力挽留，希望他留在对外文委。父亲自己这时也拿不定主意，不知到底去哪里好，只有听候组织分配了。

为了能讨到一个实底，7月5日吃过早饭，父亲来到《红旗》杂志社，接见他的是一个叫杜晓彬的女同志。杜晓彬告诉父亲说：“这次调你到《红旗》来，也不是要你改行，领导这一点还是明确的。你对文学有兴趣，这方面又有前途，领导要照顾，让你在文艺组工作，多让你下乡。写了东西我们不能用，可以拿到其他刊物发表，这不必有顾虑，培养作家，在文联是一方面，在理论杂志也可以是一条腿。”听到这些话，父亲的心里踏实了，当时就答应调来。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7月25日，周雁如几次打电话给父亲，但都没有找到，最后只好留言说曾平同志约父亲到新桥饭店找他。没有找到有关曾平的生平，从现有资料上分析，他应当同韦明一样，都是北京市文化宣传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7月26日上午，父亲来到新侨饭店。曾平对父亲说，周扬已原则同意他去搞专业创作，要他当时写一份申请，再由市文教部附文，递呈周扬，由周扬同《红旗》联系。离开新侨饭店后，父亲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反而更加沉重。两天之后，父亲给周雁如打电话，请她转告韦明，希望能找自己谈谈。

按照周雁如的通知，7月31日下午，父亲来到新侨饭店拜会韦明。在谈话中，韦明告诉父亲，周扬已同意他去搞创作，可不去《红旗》。

周雁如始终没有放弃努力，但还是没有获得成功，8月24日，对外文委人事部门正式通知父亲：到《红旗》报到。8月28日下午，父亲正式到《红旗》上班。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后的1964年9月，父亲结束了业余创作，从《红旗》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父亲当年从中央单位调到北京市搞专业创作，周雁如在中间起了重要的搭桥牵线的作用，也费尽了心血。

周雁如是《北京文艺》的编辑，也是父亲第一篇正式小说的责任编辑。父亲与周雁如的关系既是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也是朋友关系，他们彼此间相互了解并有着相同的信念。1964年3月19日下午，周雁如找到父亲，在谈话中约父亲一起下乡走走。父亲又何尝不想到乡下走一走，回到自己艺术和生命的根之所在呢，但那时毕竟做着编辑工作，又进行着紧张的文学创作，身不由己呀！

成为专业作家后，在时间上父亲基本能够自己做主了，于是，他和周雁如一同到顺义、房山等京郊农村，给那里的业余作者讲写作问题，为他们看稿件、谈修改意见；他们一同在编辑部接待各行各业的业余作者，向他们谈稿子的修改意见；他们一同参加一些企业有关文艺方面的活动……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朋友。

父亲一生中在《北京文艺》发表了五十余篇作品，除了《喜鹊登枝》、《晌午》等几篇明确记载着周雁如是责任编辑之外，大多数都没有说明。周雁如是《北京文艺》众多编辑中与浩然联系最多的人之一，也是感情最深的几个人之一。父亲在《北京文艺》发表的那些作品，无论是否有文字明确记载着责任编辑是周雁如，那里面也一定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她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1990年2月15日下午，正在河北省三河深入生活的父亲在电话中得知周雁如因脑溢血逝世的消息，他永远怀念这位亲如大姐的老编辑。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