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七）

张峻

（1）

 张峻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父亲的日记中，是在1962年11月7日：“下午召开作家座谈会，主要是组稿，与会者有市和省直作家，承德的张峻也参加了。”从这篇日记的文字表述上分析，父亲对张峻应当是熟悉的，至少对这个名字不陌生。

其时，父亲在北京的《红旗》杂志社任文艺编辑，与文艺组副组长郑公盾一起来到那时已经划归于河北省的天津市，目的是为了给《红旗》组稿。他们除了拜访一些作家外，还分别召开了作家和评论家的座谈会。

父亲出生在河北，在河北生活、工作了二十余年，尽管1956年9月从河北调到北京工作，但与河北并未断了联系，跟那里的许多作家都很熟悉，保持着交往。8日晚，父亲应约到作家张庆田家做客，那天晚上除了张庆田夫妻外，张峻是唯一的作陪者。

父亲与张峻是怎样相识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间，在父亲的日记中没有找到记载，不过在父亲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圆梦》中找到了依据。在《圆梦》中，父亲回忆起1956年列席“河北省青年业余文学创作者会议”的情景时写道：

 让我特别高兴的是，组里有我的老朋友卢万全、杨啸、常庚西，还有新结识的王保春。在会上刚认识的同龄人张峻也很使我喜欢。他从刚撤销的热河省承德划过来，我们虽陌生，但我们俩都当过农村基层干部，都做报纸的记者工作，谈起话来很有共同语言。

但是，在张峻的一篇文章中，却给出另外一个答案。张峻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我说浩然》，刊登在2009年10月23日的《大众阅读报》上，他在文章里描述了初次与父亲见面时的情景：

与他初次谋面是一九六二年初冬，浩然以《红旗》文艺编辑的身份回河北组稿。当时省会在天津，他下车就向张庆田同志打问我，正巧我在省文联，庆田同志就约我去他家给浩然接风。我们同车去尖山家属楼，浩然一见我如故友喜相逢，他兴然握着我的手：“我早就知道你，咱俩的经历差不多，都来自农村，当过基层干部，又都办过报……”他微笑着说：“六年前，庚西常向我说起你……”

文中所说的“庚西”，指的是时任《河北青年报》编辑的常庚西。父亲和张峻当时不仅经常向《河北青年报》投稿，而且与常庚西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父亲与张峻的说法相差了6年，不知是谁的记忆发生了错误。不过这一点分歧，对他们最终成为好友是没有任何妨碍的。

那晚在张庆田家过的热烈而顺心，几个人推心置腹地侃侃而谈，气氛十分融洽。夜深了，张峻送父亲回住处，一路走着，一路继续聊着，临分手时，父亲一再叮嘱张峻，到北京时，一定要给他打电话。第二天，父亲便随郑公盾返回了北京。

几天后的11月16日下午，张峻真的来到了北京，而且来到《红旗》杂志社看望了父亲。因父亲要下厂校稿，只能小坐一会儿，简短地聊几句便分了手。父亲与张峻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河北，因而见面的机会并不很多。许多时候都是隔上几年才能见上一面。

1968年2月，早已调到北京市文联的父亲为没有时间写作而烦闷着，为文联的运动究竟要怎样正确进行而焦虑着。20日晚上，从故乡承德要到保定去的张峻来到家里，两个人多年不见，自然有许多话需要相互倾吐，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夜里。

河北省话剧院1972年根据父亲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排演了同名话剧，为征求原作者的意见，特邀请父亲前去观看。5月10日上午，父亲乘火车来到石家庄市。上次来石家庄，还是近20年前的事情，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父亲都不认识它啦。父亲被安排住进了省委招待处，当晚张峻和张庆田就赶来看望，三个人一直谈到深夜近12点。13日晚上，父亲应邀到张峻家里做客，第一次见到张峻的妻子李桂芬。深夜，张峻送父亲回到招待处后，又谈到很晚。

1974年以及1975年，张峻利用来京的机会多次来家中看望父亲；而父亲却因为紧张的写作和无法推脱的各类杂事无缘再到石家庄与老友聚会。

1976年春节期间，父亲因病住进了医院，治疗了一个半月。出院后没有几天，得知张峻等河北朋友来到北京的消息后，便于3月26日的下午与部队作者马贵民一起到他们住的旅馆去看望，两天后张峻等人又来到家中做客、聊天。

这一年的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八级地震，波及到北京，震感十分强烈，出于安全的考虑，父亲同许多单位职工一样，带着家属来到都是平房的单位避震。10月26日晚间，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剧本的张峻等几位河北朋友来到父亲的暂住地看望。几个人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不知不觉间又到了深夜。

11月10日下午，父亲到民族文化宫观看将要被批判的电影《反击》。散场时非常偶然地碰到了张峻，于是两个人一起走回到父亲暂居的机关，喝酒、畅谈了一番。那段日子，社会上流传着一些有关父亲的谣言，让父亲听了既觉得不快，更感到烦闷，与好友的一番长谈，心情畅快了许多。

1977年11月，父亲在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市革委会委员、全国五届人大代表。当时的北京市委对父亲是了解的，也是信任的，但是社会上的个别人却紧盯着父亲的一言一行，寻找着下手的机会。在这年年底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父亲没有发言，因而在报纸发布的座谈会消息里发言者名单中自然也就没有父亲的名字。这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却被某些人认为是一种信号，于是南方某家刊物在延期到1978年1月才发行的1977年第11期、第12期以及1978年第1期上，连续刊发三篇“批判”父亲及其作品的文章。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三十多家地方报刊登载或转载了这类的文章，共计40余篇。迫于这种形势，避免造成被动局面，在没有发现新问题的情况下，北京市委提议取消了父亲的全国五届人大的代表资格。父亲跌入到了人生的谷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