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

《〈春歌集〉编选琐忆》

（7）

 从全篇看“切取”，并不仅仅是个开头的问题，它也关联着结尾。所谓“切取”，就是作者要在某一个短篇作品里表现人物和生活的那一段，有头必须有尾。一篇作品有了好的开头，可是后边拖拖拉拉，仍然难免在结构上失败。写《并蒂莲》的第一、二稿的时候，在如今这个结尾的后边都还有一节，近千字。写彭兴汉受到妻子董春桃教育和帮助，最后修改了他制定的那个铺张的收秋计划。这样写，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把较为紧凑的情节抻开了，变浓为淡，使读者没有回味和思索的余地；一是全盘托出，全而不全，反倒觉得彭兴汉的思想问题解决得太容易，董春桃的工作仅仅局限于修改一个计划，主题的分量都受到影响。定稿时删去最后一节，在描写矛盾发展的过程中，把彭兴汉的认识的量变阶段用细节尽力表达充分，最后虽没见他修改计划，但读者会按照作品里的人物所提供的根据，想象和相信彭兴汉认识的飞跃，其范围和意义比改变一个计划要大得多。现在这个作品的结尾力量仍不足，主要原因在于彭兴汉这个人物的思想发展的“量变”没有表达得充分，这跟董春桃这个主要先进人物塑造得不丰满是有关的。

我常常为一个短篇小说的“开头”和“结尾”苦恼着。我认为，短篇小说的开头应当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力求简洁；结尾应当是画龙点睛的一笔，绵亘长岭突起一峰，力求寓意深远、余味无穷。

短篇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并非孤立的，它们是整个作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在选择和推敲“开头”和“结尾”的时候，作者不能孤立进行，要胸中有这个作品的全局；胸中无全局就写不好局部，包括写不出精彩的“开头”和“结尾”。

在写作中，还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同样的人物和情节，因为取材的“角度”得当，可以使表面上看似乎有些陈旧的题材变得新颖，使看上去有点一般化的东西变得生气勃勃，从而改变和加深了主题。《喜鹊登枝》是宣传、歌颂新婚姻法的。当时报刊书籍里这方面的题材已经流行了五、六年之久。开始构思我也脱不出已有的“套子”：两青年因为工作、劳动机会相识，进而发生爱慕之情；父母有封建思想坚决反对；团组织、妇联会积极支持；青年成功，过起美满生活，教育了父母，皆大欢喜。这样地想着想着，我自己就觉着有点像是抄别人的了。后来因为实际生活的教育，使我改变了取材和表现的角度，站在父母的方面来看问题，使我发现了应当鼓吹的萌芽事物：老年人也应当、而且已有拥护新的婚姻制度的。于是我写了韩兴、林振这两位支持儿女婚姻自由的新型老人。这便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正式的小说。《夏青苗求师》的情况相似。当时写这方面问题的普遍的取材角度是：青年没考上中学，脸上无光、悲观失望；经党、团组织帮助，在实践中尝到参加农业生产的甜头，从此安心于农村。我的这篇小说是从一个青年一心响应党的号召、热情拜农民为师的新角度来反映青年生活。当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收到我原来没有预想到的效果。

细节是作品的血肉。细节的选择适当与否，对作品的生活气息，甚至于对真实性，都起着决定作用。

没有细节的具体描写，就没有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主题思想也会落空。我在《喜期》里大量地利用了细节；没有那些细节的话，这篇作品很难成立。秋兰整理文件的细节是修改时加进去的。有了这个细节不仅使情节充实了，而且使秋兰这个人物的新思想有了根基，突出了人物形象，加强了主题思想。

但是，细节必须用得恰当和适度。用什么，不用什么，还有用多少，都要根据人物、主题和情节的需要来决定。为细节描写而细节描写，会把作品写得繁杂、冗长，把人物和主题埋没起来。不严格加以选择地使用细节，那是自然主义的倾向。我写《桃红柳绿》初稿的时候，就曾经出现细节选择不严的现象。我用许多笔墨具体描写春花怎样刻苦学习会计业务；当父亲的账目出现差错、她帮助查找的时候，我写了许多关于她的思想、动作，甚至环境风景的细节。这样的结果，使春花和她父亲在文字上平分秋色，把主要人物魏秉正给淹没了，把“交班”的主题偏重到“接班”。我们有些作品存在着细节运用不恰当、不适度的现象，这跟作者没把人物、主题吃透、心里没底数是分不开的。

小说的故事情节可以编排，细节必须从生活中直接汲取，一点假也掺不了，《认错》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可是小毛驴过小桥会把蹄子掉进石缝而致瘸的细节，则是从生活中来，在屋子里根本想不出。《石山柏》中主人公垒的那个石头桌子，如果不是在生活中亲眼见到，我也无从编造。

一篇作品的结构是多种因素构成的，需要作者多方面的苦心经营，才能达到好处。例如文章的“题目”，人物的“名字”，都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主题思想起着不应忽略的作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