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与巴人

（二）

    在作家出版社当小说编辑的诗人方殷对浩然说，巴人对上下班制度遵守得非常严格，每次上班来就认真地工作，一刻都不空闲度过。有一天他上班来的时候，不小心把腰扭伤了，一坐下来就疼痛难忍，只得回家休息。回到家的巴人又不忍让时间白白空过，就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让送一点短小的、看着方便又轻松的书稿给他看。总编辑是审阅定稿的，偏巧当时没有巴人要求的那种书稿。就在这时，浩然的《喜鹊登枝》经编辑初审后送到了总编室，于是就被当做让巴人“随便翻翻”、消磨时间的书稿送了过去。靠着被窝枕头半躺在床上的巴人拿起稿子，第一篇就是看着最轻松的《新媳妇》。巴人看了十分喜欢，一气看了全部书稿的一半。他立刻给编辑部打电话详细询问作者的情况。当他知道浩然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作者，并且是谁都不知道的一名新手时，就越发有了兴趣，看完整个稿件就主动提出要亲自担当责任编辑，亲自编选、加工和校对。

四月七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巴人撰写的《读稿偶记》，这是一篇向读者推介《喜鹊登枝》的文章。在文章中，巴人写道：

小说共十一篇。每篇都透露着新生活的气息，自己好像置身于新农村里，看到了一个个精神饱满、积极、勇敢而又活泼的青年男女，也看到了一些笑逐颜开、正直、纯良、从旧生活和旧思想中解放出来的年老的一代。所有小说的基调是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的，是新生活的颂歌。读了以后，好像自己也下一次乡了。

巴人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写道：

作者是一直受党培养长大的青年，作品也大都在报刊上发表过，结成集子一看，倒显出它一贯的乐观主义的基调和明净流畅的心情，略为加一些工，付印了。我希望不久，它就像新媳妇似的出现在读者面前。

事前，巴人并没有告诉浩然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巴人给了浩然许多诚恳的鼓励，寄托了殷切的希望，对浩然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浩然把它作为前进的力量，而没有作为自满的资本。

在许多同事都为浩然高兴的同时，也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浩然的顶头上司就是其中的一个。别的同事为浩然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时，他说别人无聊。当巴人写了推介文章，他又说巴人的手段是卑劣、可耻的，写的文章言过于实；说巴人正搞小集团，培养私人势力，他要写信抗议他；并且向别人了解：“梁浩然为什么写东西这么快，是不是有抄袭行为？”……然而，这位顶头上司既没有看过巴人的文章，也没有看过浩然的小说。

《喜鹊登枝》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出版，这年的《读书》第十四期上就刊登出叶圣陶的《新农村的新面貌——读〈喜鹊登枝〉》一文。浩然对这一篇文章的写作、发表同样不知情，只是偶尔翻阅报纸时，看到登载的广告才知晓。巴人和叶圣陶两位文学前辈的热情推荐，如同给《喜鹊登枝》插上了翅膀，很快就在新华书店里销售一空。而在当时如上海的《萌芽》、武汉的《长江文艺》、西安的《延河》等等很有影响的文艺杂志，也都纷纷给浩然发来约稿信。原来几家有来往的杂志则对浩然更加信任，几乎是寄稿必登，大多数篇章都排在头条，或排在显著位置。浩然可以说是一炮打响。

    小说集出版后，巴人仍关心着浩然，保持着通信联系。当浩然在创作的追求和迈越的时候，陷落难关，最后终于得以闯过，这跟巴人的提示是分不开的。报社的个别领导，对浩然写小说极为不满，不仅不给浩然提供各种可能的便利，还处处制造一些人为的障碍，使浩然与正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发生脱节，素材仓库日渐干涸，这使浩然极为苦恼。有一次给巴人写信，浩然诉说了这种苦恼，也发了一通牢骚。巴人很快就回了信，对浩然进行了十分有力的指导。巴人是文艺理论家，他不作居高临下的姿态，不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同浩然站在一起，使用一些能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设身处地帮浩然得到切实的解脱。他写道：

    工作与创作，有时是会发生矛盾的，尤其是坐办公室的工作是如此。创作者必须生活在人民中间，以便不断丰富生活，吸取新的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在不能完全解决这矛盾的时候，我认为有两个办法（一）经常下去和劳动人民多接触一些，并在我们参加劳动的制度下争取下去参加。（二）此外以一定时间来积累生活，并在工作中多多注意关于劳动人民生产建设等等的报道（间接生活），加以深思熟虑，选取其中最有意义的生活，着手创作。这样可以做到少而精。不至于看到一点就写一点，流于肤浅了。这就是力求提高一步。

    你是有创作才能的，特征是你的语言艺术是有基础的；但还须从古典文学作品吸取一些词汇。同时，你的创作构思，即编造故事情节是有本领的。但还须丰富生活基础。我倒有个想头，你现在还应该多下工厂，和工人同志多接触。对农民看来你是比较熟悉了。但你作品中还没看到有工人阶级特征的农民，而这正是我们农民将来发展的前途，农民也是要工人阶级化的。而在城市里工作，接触工人同志怕还是容易的吧。

    你在写中篇很好。可是要避免其中的材料有在短篇里用过的，同时，人物的刻划也须更集中，更有代表性。

巴人的主意具体又切实可行，浩然按照做了，果然见效。

浩然的第二部小说集《苹果要熟了》的书稿也是经巴人的手转给作家出版社的，只不过巴人那时实在太忙，没能抽出时间看。

为了促进组织上准许浩然借助参加劳动的制度，获得下去生活的条件，巴人又在给《人民文学》杂志写的《略谈〈喜鹊登枝〉及其它》的评论文章中，突出地谈论了浩然深入生活、补充生活之急需。

    浩然要求下放劳动的请求得到批准，一方面是因为浩然的态度坚决，另一方面是借了巴人的光——报社的领导看了他的文章。浩然如愿以偿地在山东省昌乐县生活了八个月，创作素材的仓库得到很大的充实，回京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写了《珍珠》、《蜜月》和《小河流水》三部书中的大部分篇章。浩然在内心对巴人十分感激。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七日，浩然拜访了他第一部书的责任编辑，也是第一个写文章评论他的巴人。虽然浩然的住家与作家出版社很近，骑自行车用不了十分钟；距巴人的家也同样很近，但这却是他们通信五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早在给巴人寄《喜鹊登枝》后记稿子的时候，浩然就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心气，曾在附信中写了要求跟巴人会面的话。巴人回信说：

“因为我社近来反浪费反保守很紧张。而我又是运动业务一手抓，实在很少时间。”

    看罢这句话，浩然极为后悔，暗自思忖：巴人同志身负重任，搞领导工作，搞编辑工作，还要写作，够忙的了，不该再额外地增加他的负担；巴人同志对我是那样关怀，那样地费心帮助，不该再让他满足我不必要的要求，而浪费他的时间。浩然想：对自己所尊敬的人，没有比尊重他的时间更为尊重的了。从此以后，浩然再不跟巴人提见面的事。

    当浩然正按照巴人的指导，在昌潍平原劳动生活、开掘创作源泉之时，巴人却遭了厄运，以宣扬“人性论”为罪名而受到猛烈的批判。浩然给他写信安慰，却没有得到他的回音，等返回北京时，才知他已经离开文艺界，到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历史去了。

    回到北京的浩然又接着给巴人写信。巴人也开始复信，仍同以往一样，鼓励、指导浩然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继续写作，而极少谈到他蒙受的屈辱。直到这时，浩然才再一次提出跟他会面的要求。

    巴人给浩然回信说：如今我的时间倒很宽余，而你会很少空隙的；我们来往密切起来，于你的处境和进步弊多利少，还是让我多看你的作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