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二十九章（1）

 危难时刻挺身相救，意识到夫妻真正含义，播种下感情种子——持家育子，千余言作品注满着妻子的汗水与心血——“我不能没有她，否则我就没了家，没了伴儿，没了再活下去的力气。”——六十春秋坎坷婚姻路，相扶相伴相随善始善终。

家庭和事业既是支撑父亲人生的两大支柱，也是处在他精神天平两端的重要筹码。对于父亲而言，二者相互依存，不可或缺：没有事业，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没有家庭，就丧失了前行的动力。孰重孰轻，孰主孰次，不论是父亲本人，还是其他的任何人，谁都不会讲得明说得清。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二者在父亲的内心世界中不停地调换着位置，增减着分量。但是无论位置和分量怎样变化，父亲始终是个重亲情、重家庭的人，而这个亲情、这个家庭则需要父亲和母亲共同精心的来培养和维护。

1947年农历五月初十，15岁的父亲与我的母亲杨朴桥成亲。父亲比母亲小四岁，是个典型的“小女婿”。他们的婚姻是否属于包办，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即便到了老年，父亲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定性。他们虽然住在相距仅有两华里的邻村，但在成亲之前，却从没有见过面，直到婚后第一个早晨，父亲才第一次看清了母亲的模样。母亲不识字，少言寡语显得很不活泼，在婚后最初的几个月里，父亲对母亲总有一点点说不出来的隔膜，更谈不上有什么太多的感情。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冀东解放区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在土改中开展了“搬石头”运动，年仅15岁的父亲成为村里唯一一块阻碍土改的“石头”。在搬“石头”中那将要丢掉性命的令人恐怖的场合和紧要时刻，一向老实得有点窝囊、连说话都低声细语的母亲，出人意料、勇敢无畏地冲上前去，保护住父亲。母亲在危难关头的行为，不仅使父亲避开了一场生命危险，也开始意识到“夫妻”的真正含义，同时，生与死的考验和灾祸的解脱，在父亲与母亲之间播下了真正感情的种子。

曾有人说过：从不吵架不拌嘴的夫妻，未必是好夫妻；但好夫妻都是越吵感情越深的。我赞同这种观点。之所以赞同，最主要的理由来源于父母的身上，来源于自己的亲身体验。父亲与母亲在近60年的婚姻生活里，为了管教子女以及其他一些生活琐事，不仅闹过气，吵过嘴，父亲年轻的时候还受周围环境影响等方面的原因，曾萌出过一次离婚的念头。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感情的加深，反而像妥善保藏的陈年老酒，越是年长日久就愈发的醇香浓厚。他们在坎坷的婚姻小道上，在风风雨雨的飘摇中，真情地相随、相守、相伴、相扶走到了尽头，走完了全程。

母亲没有上过学，只是解放初期在农村扫盲时，通过农民夜校认识了一些字。许多不太了解实情的人，出于好心地认为，如果父亲有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妻子，能直接对父亲的文学创作有所帮助，那么，父亲所取得的成就将会更大。对于这样的看法，我很不以为然，随着对父母了解的更加深入和广泛，特别是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到父亲的内心世界后，就越发难以认同这样的看法。那样的妻子对有些作家在创作上也许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对父亲却并非适宜，反而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识字不多的母亲确实没有给父亲抄过一页稿子，对父亲的创作也没有给过任何建议和其他直接的帮助，但父亲能创作出等身的著作，离开了像母亲这样的妻子是绝对做不到的。父亲之所以一生中都有着永远也写不完的题材，能写出上千万字的作品，就是因为他始终没有脱离过生活，拥有数不清的朋友，尤其是那些乡村的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父亲能长久的与那些人维系住这种朋友关系，母亲在其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时隔多年后的今日，许多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仍印记在大脑中。在与父母一起生活的那些岁月里，只要父亲在家，就总是热闹非常，人来客往不断，而热情好客的父亲更是常留来人吃饭。在父亲陪客人聊天谈事的时候，母亲则是默默无言地准备着可口的饭菜，热心地招待，很多时候一天内要准备两顿这样的客饭，常常是刚把午饭用的家什收拾完，就要开始忙活晚饭；一些乡下来的客人，有时连续多日吃住在家里，母亲从始至终表现出热心与真诚。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