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二十八章（3）

   杨沫对父亲是十分信任的。在那本书中她还叙述说：1969年春节前专案组对她的审查十分严厉，很有可能过了春节就将升格为被“专政”对象。当在家过完春节返回学习班时，她叮嘱送她来的儿子青柯说：“你回去吧，该上班了。过两天给浩然同志打个电话，他会告知你们我的情况的。”对于这种信任和友谊，杨沫的子女也应当是早有感受、十分明了的，如若不然，当两年前，也就是1967年4月26日杨沫的家被她另一个儿子带着十几个人抄家之后，她的女儿也就不会首先打电话报告给父亲。那个时候，父亲刚刚从连续猛烈的批判中挣脱出来，既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也没有任何实权。父亲接到电话后，很是为体弱多病的杨沫担心，唯恐她的神经经受不住这样严重的刺激，就没有向她述说详情，只是嘱咐她暂时不要回家，随后便带着几个同志匆匆赶往她家察看情况。

1969年5月底，父亲到北京市房山县下放劳动，与杨沫暂时分开了，但他们的交往并没断，时常书来信往，回城时便相互看望，聊天谈心；即便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杨沫也会常到家里看望我的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每当隔段时间与杨沫见面，看到她精神很好，比过去壮实一些，身体状况明显好转，父亲都很感宽慰；当杨沫告诉父亲她已经恢复了组织生活的消息后，更是为她高兴。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和杨沫都以为能够从此专心写作，不曾想，他们却受到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在政治上的“非议”，企图假揭批“四人帮”之机，将他们整倒。在咄咄逼人的气势下，父亲与杨沫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度过了难关与险境，他们之间的情谊更加深厚。

父亲和杨沫先后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诸多的因素使他们见面谈心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如此，他们仍是始终彼此惦念的，经常向熟人打听对方的各种情况。1993年父亲第一次患脑血栓后，住进京郊通县的一家部队医院。杨沫得知消息后心中十分不安，虽然很想到医院去探望，却因正闹腰椎病而无法行动，只得给父亲写封信。在信中除了表示问候及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外，杨沫还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是患难之交，我永远不会忘掉你在‘文革’中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如今老了，行动不便，又加写作任务，和你联系少了，但我心里是常记挂你的。”

父亲与杨沫之间的情谊是长久和深厚的，但是，父亲去世后，我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传言。传言说：在九十年代文联的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上，杨沫给父亲提了点意见，因而使两个人产生了隔阂，关系疏远，导致父亲都没有去参加杨沫的一个作品讨论会。事情果真如此吗？在父亲生前，我从未在父亲口中听到过半句哪怕是暗示性的对杨沫不满的词句，更没有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类似的事情。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995年12月11日杨沫病逝后，父亲收到她的讣告和告别仪式通知书，征询我意见时的情景。那段日子，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父亲的状况都极为不佳，包括我们子女在内的很多人都为此担着心。我知道父亲与杨沫之间的情谊和感情，但如果在如此的状态下去参加那样的活动，对父亲的心理和身体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很担忧父亲会经受不住那样的刺激。我劝慰父亲说：您和杨沫的关系很好，感情很深，这大家都知道；但你现在的身体很不好，大家也全都知道。即使不去参加她的告别仪式，别的人包括杨沫的亲属也是能够谅解的。您如果一定去参加，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不说给我们这几个子女，得给别人增加多少麻烦？说完后，我感觉父亲似乎是接受了我的意见，但举行告别仪式的那一天，父亲还是从三河赶了去。

我对那个传言的真实性是十分怀疑的，因而按照那次杨沫作品研讨会的日期，查阅了父亲当时的日记。根据父亲日记的记载，在那个研讨会的前夕，父亲做了一个不得不立即做的手术，虽然不是很大的手术，但是术后别说去参加会议，就是坐着也是不可能的。至于说杨沫在党组织的生活会上给父亲提意见，我没有找到相应的记载，但我认为这件事不论有没有都是不重要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如父亲和杨沫这样解放前就已入党的老党员，在党组织内的生活会上当面表明自己的看法，即使没有几十年的深厚情谊，也是不会因此产生矛盾的。那个传言让我难以置信，恐怕也是很难服众的。这个传言的始作俑者，如果仅仅是富于联想，便根据两位逝者的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做出如此的推测并传播，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表现。但是，如果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则是很可耻和很不道德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父亲的生前死后，在父亲与他的朋友之间煞有介事的制造传播这种子虚乌有的流言，挑拨搬弄是非的事情并非仅此一件，其中最为可笑也十分令人气愤的是关于父亲和刘绍棠之间的“故事”。大概有人对父亲与刘绍棠没有成为对头冤家，反而变成要好的朋友十分的不悦，心中格外的不痛快，因而在刘绍棠逝世、父亲病卧在床多年，两个人都失去话语能力后，创作出他们俩人之间争夺北京作协主席位置的动人“故事”。可十分拙劣的是，“故事”中的“主席争夺战”发生时，刘绍棠已经去世了好几个月。这类事情的出现，使我不能不产生某些人不仅有意在父亲与他的朋友间制造矛盾，而且还企图在后人身上撒下敌视种子的怀疑。

杨沫的去世，让父亲感到十分难过。为了追思这位有着深厚情谊的朋友，父亲很快写出了两篇悼念文章，分别发表在《深圳商报》和《北京文学》上。

父亲与杨沫从相识、相交、相知，经受了特殊岁月的考验，建立起真挚的情谊，这种情谊他们从中年保持到老年，从老年保持到生命的终结，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本章完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