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二十八章（2）

 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开始大肆鼓动批判《青春之歌》。在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思想意识下，父亲也认为《青春之歌》同自己以往所写的作品一样，都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可以，也应当进行“批判”，但是没有必要大规模地公开批判，更不能牵强地硬往刘少奇的身上靠。社会上有个工人造**反派，到处散布《红旗》杂志正在约他撰写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向《红旗》杂志社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此事根本不存在，他们要辟谣。过了几日，《红旗》杂志社的有关人员又通过电话向父亲传达了该社否认约作者写批判《青春之歌》文章事发表的声明。这一天，父亲起草了一篇《为批判〈青春之歌〉事访问〈红旗〉编辑部》的大字报草稿。这篇草稿，被别人在父亲并不知晓的情况下抄写后贴了出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北京电影制片厂、北京师范大学等处的许多人来到文联找父亲，询问有关情况；那个工人造**反派也公开宣称这张大字报不符合事实，又招来一些人找父亲澄清。

4月28日的上午，那个工人造**反派带领几十个人来到文联，就批判《青春之歌》的问题对父亲进行围攻，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结束。

在那几天里，父亲几次跟《红旗》杂志社联系，进行确认，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复，一切都显现出胜券在握的迹象。

4月30日，当父亲与那个工人造**反派等各方代表及群众到《红旗》杂志社当面“对质”时，形势出人意料地发生了逆转：因为《红旗》杂志社内部有些情况不能公开，对以往所说的一概不能承认。《红旗》杂志社的有关人员倒是把详情告诉了父亲，但父亲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根本没有错误而把《红旗》的内情揭出，他只能忍受，只能承担一切本不应当由他承担的责任。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对方占据了有利、主动的地位；因要对《红旗》负责，父亲则极为被动，无论对方有什么举动，父亲只能沉默。

大获全胜的工人造**反派等人把斥责父亲“造谣惑众”的大字报贴到了文联，而原来某些一直对父亲耿耿于怀的人也紧密配合，纷纷贴出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甚至有人提出批判革委*会的时候，就没有把父亲批透，大有再次掀起一场对父亲进行集中批判的势头。对这种很可能发生的情况，父亲在心里默默地回答：“好吧，那就再接着批吧！”当时，那个工人造**反派正在得势之时，而且势头很猛，而父亲的处境则是危险的，有如立于悬崖边，生死只在寸步之间，父亲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甚至对杨沫的女儿说过准备为此“牺牲”的话。

为了避免牵扯出《红旗》这个党刊，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父亲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写了张检讨性质的大字报，贴在了文联的院内。那个工人造**反派或许是觉得已经获得了重大胜利，或许还因为父亲历史清白找不到“碴口”，就偃旗息鼓见好就收的没有再与父亲继续纠缠，此事也就逐渐地平息下去，不了了之了。

1968年10月，北京市文联被撤销，作家们来到位于西郊的教育行政干校，集中学习、“斗批改”。当“斗批改”即将进入到整党、建党阶段时，成立了几个专案组，杨沫因为“假党*员”问题受到专案审查。在当时大的环境下，有的审查采取的是“对敌斗争”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一些人来讲是难以忍受的，自杀的现象在社会上并不少见。父亲看到专案组的几个积极分子，对杨沫采取那种处理敌我矛盾的审查方法，很为杨沫担忧，怕她对目前的审查想不通而产生其他想法。一天晚上散会后，父亲到楼下打开水遇到杨沫，悄悄地鼓励她，劝她道：有什么问题就老老实实向党交代，但没有的事决不能承认，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暗示她万万不可走轻生的路。真正的朋友是心有灵犀的，杨沫马上就从含蓄的话语里领会了父亲的意思，表示决不会那样。据杨沫所著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记载，在那次父亲与她谈话后不久，李学鳌还趁四周无人之机偷偷跑到杨沫的房间，代表父亲和他叮嘱杨沫三件事，让她千万记住，一定做到：第一，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想不开。一定要挺住。第二，千万不要乱说，没有的事决不能承认。第三，保重身体。该吃就吃，该睡就睡。一定要保护好身体。杨沫在这部书中还写道：“还有，浩然为我被撤消了专案组的工作。那是在军宣队召开的一次全连大会上，浩然忽然被宣布撤消了专案工作。而且当场叫他检查对我的‘包庇’。那场景叫人想起是难过的……”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