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二十八章（1）

特殊岁月，经历坎坷与磨难，真诚关心帮助建起真挚情谊——逆境中挺身而出，《红旗》对质遇不测，承担全部“罪责”——几次私下叮嘱，决不能走轻生之路；因“包庇”，被撤销专案工作——患难之交，永生难忘，友情保持到生命终结。

1995年12月1日清晨，一夜未睡安稳的父亲从河北省三河市的“泥土巢”来到北京，参加《北京文学》第三届董事会。在中午宴请与会人员时，父亲从文联一位领导口中偶然得知杨沫病危，住在北大医院。作为宴会主人的父亲没有等到活动结束，便不顾礼节地提前退席，赶往医院。

在病房里，父亲看到仰卧病床上紧闭双目，呼吸微弱的杨沫，不由得想起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共度的特殊岁月，想起替她担的那些“罪责”，忍不住悲从心生……

父亲与杨沫的初次相识，是在1962年12月30日晚间，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在京会员迎新年宴会上。那时，父亲任《红旗》杂志的编辑，正在西山八大处撰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杨沫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任编剧。相识以后，两个人除了在一些活动中经常碰面外，似乎并没有过多的交往。在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杨沫和父亲先后调入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交往才逐渐多了起来，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在经历了一些特殊的考验后，他们两个人成为能够相互交心的好友。

父亲调到文联后还没有两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在“文革”初期的那段特殊岁月里，父亲与杨沫都经历了很大的人生坎坷和磨难。在这些坎坷和磨难中，两个人都发自内心地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为他们把真挚的友谊保持到生命的终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6年6月下旬，父亲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北京市文联参加运动，先是被工作组推举为文联革委会筹委会的副主任，后经群众选举，成为正式革委会的副主任。过了半年的光景，也就是刚刚进入到1967年，父亲便因“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文联的造反派组织——造反派联络站夺了权，被“罢官革职”，成为主要的被批判对象，遭到三个多月的持续、猛烈的批判，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在被批判的最初阶段，由于对造反派的一些言行难于理解和接受，自然就在会议上有所表露，结果是引来更猛烈的批判，处境极其困难和危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置于死地。危险和困难的程度，大概只有经历了那段时光的当事人才能够体会到。许多朋友和关心父亲的人都为此担着心，捏着汗，杨沫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开始公开批判《青春之歌》，但因其他方面的原因，杨沫的处境也不是很好。在一次对父亲的批判会后，杨沫特意私下找到父亲，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怕父亲思想上转不过弯子，行言不慎，触怒造反派，而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父亲倒是很有自信，并不十分害怕，甚至但愿他们把自己打成什么分子，日子倒好过了；相信党和群众，现在怎么打上去的，将来还得怎么给自己去掉。但是为了避免给自己及他人招来不必要的烦恼和麻烦，父亲在言行中并没有太情绪化，而是严控着自己不时产生出的冲动，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做着检查交待，听着一些批判者的过激言论，少说，甚至不说与检查自己“错误”无关的话。尽管如此，造反派中的某些人仍不满足，批判的火力并未减弱，借父亲几乎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机会，不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地公开造谣、诬陷。父亲无论做多少次检查，检查得如何深刻，在他们那里也是不会得到通过的。对这一点，父亲看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

到了1967年4月，父亲的忍耐到了极限，在一次批判会上，父亲开始“造反”，几次打断批判者的发言，进行插言发问。文联的一些人也对造反派联络站的言行不满，和父亲不约而同地造了反，致使批判会只能无奈地中止。当第二天造反派联络站仍想继续开会批判原革委会和父亲时，又有一些人起来造反，使得这种火药味十足的会议再也无法继续进行。自此以后，造反派对父亲的批判逐渐收敛，虽然形势已大为好转，但父亲仍处困境，一些人还在虎视眈眈地紧紧盯着，寻找着可以再次下手的机会。

                                未完待续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