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

                                     梁秋川

第二十七章（4）

1986年11月9日的晚上，父亲接到李学鳌打来的电话。李学鳌告诉父亲，他正因肝炎住院，但是不让父亲现在去看他，等他好些，有兴致说话，或不行了再来。他还对父亲说：咱俩得有一个活着，好好的活着，给咱们这一代工农作者争气。李学鳌的话不仅让父亲心里很难受，也感到了一些凄凉。

李学鳌后来又住了几次医院，父亲也多次前去探望。在医院的病房里，面对前来看望的父亲，李学鳌大发议论：“建国几十年，我们出了那么多好作品，怎么能够全都一笔勾销呢？甚至连老祖宗的文化传统都给骂得狗屁不如。这要干什么？他们不是也在大讲创作自由、百花齐放吗，为什么只许他们自由、只许他们放，而民族的东西，老百姓看得懂、喜闻乐见的东西都排斥？乌七八糟的东西倒给吹上天……这样的全盘否定、良莠不分，决不是哪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文坛的悲剧……”听了李学鳌的话，使父亲的心里深感沉重，同时更增加了忧虑。

1989年9月6日，年仅56岁的工人诗人李学鳌因病去世。

李学鳌的长女李海鸥通报这一不幸消息的电话是我接的，由于太过于突然，又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不知也想不起来应当说些什么得体的话，只是机械地“嗯嗯”地答应着。那天海鸥说了很多，许多话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两句话却刻印在我的脑海中，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她说：“告诉浩然叔叔，我母亲身体很好，不要为她担心；让浩然叔叔不要太难过，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这表面上看似简单，略显客套的两句话，包含着海鸥代其父亲转达的强烈期待和愿望。对其中的深意，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内心的感触愈发深刻。父亲没有辜负李学鳌的期望，没有给他们那一代工农作者丢脸，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直到再也拿不动为止。

那几天，父亲正巧到承德参加活动，无法取得联系，直到9月10日回到段甲岭，他才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

9月16日，父亲起早从段甲岭赶回北京，参加好友李学鳌的告别仪式。当父亲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休息室里，看到李学鳌的妻子李淑英时，忍不住地痛哭起来，专程从内蒙赶来吊唁参加告别仪式的杨啸见状，赶紧强行将父亲拉到了另一间休息室。父亲因李学鳌的去世难过上火，血压陡然升高。杨啸见他因血压高而满脸通红，对他说：“您血压这么高，就不应该来了！”父亲说：“学鳌走了，我就是爬，也要爬来见他最后一面。”

对于李学鳌的早逝，父亲认为是因他内心怀着“深深重重的苦闷，以至于这苦闷最后压倒了他……学鳌是揣着未解的哀怨和忧困死去的。”

李学鳌去世后，父亲并没有及时写出悼念文章，这是因为他们交情最深的阶段在“文革”中，忌讳太多，几次动笔都半途而止；勉强写出，又唯恐对不起他。直到1992年，父亲才连续写出《李学鳌还活着》、《回忆学鳌二三事》两篇悼念追思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父亲对他这位挚友的评价是：“李学鳌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培养出的第一代颇有成就的著名诗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坚持对诗歌艺术的探索与攀登，发表过大量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学鳌的诗，学鳌的成功，记录下时代的最强音，推动了诗歌事业的发展；同时，也给众多的工农大众中的文学爱好者树立了榜样，增强了实现理想的信心。李学鳌还活着，凡是对祖国有过奉献功绩的人，都不会被遗忘！”

2000年，作为北京作协主席的父亲，又硬撑着病体主持召开了“李学鳌纪念会”。

在李海鸥、李海燕和李海波姐弟三人为他们的父亲所撰《太行山的儿子――诗人李学鳌的文学道路》一书即将付梓之际，父亲应约为这部书做了序。在序言的最后，父亲写道：

李学鳌同志，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人们不会忘记你。

我们将永远在一起，为社会主义的事业放声歌唱！

是的，他们会永远在一起，会永远结伴为社会主义事业放声歌唱！ 

                                本章完

  《曾经的艳阳天  我的父亲浩然》已由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